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改革
傅蔚蔚 张旭良
理想的诉讼模式应当是公平正义和简便迅捷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和谐统一，在设计诉讼程序和确定诉讼程序的具体内容时，公平正义固然应是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但过分强调该目标而完全忽略诉讼效益的要求，则是违背诉讼自身规律的。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采取调解与判决双轨运行方法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和大部分刑事自诉案件，并在司法实践中长盛不衰，焕发出其强大的制度魅力，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研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改革的节奏明显加快，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如何使调解制度更加健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笔者试图对我国的调解制度现状和改革谈谈如下粗浅看法。
一、现行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弊端
法律程序的设计，最终决定于实现法律目的的需要。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处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法院调解通过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达成合意，从而使失衡的具体法律关系得以矫正，它的良好运作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首先，它有利于较为彻底地解决纠纷，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其次，它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群众讼累和法院负担；再次，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然而，恰如诉讼法学者江伟教授指出：“我国的审判程序一直是按行政原理设计的，审判的程序性限制是以行政机构内部法律的形式出现的，程序的遵守不是由当事人对违法过程提出异议，而是通过上司对违法官员的惩戒处分来保障的”。1笔者认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以下弊端：
(一)忽视权利保护的错误倾向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法院调解与民间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根本区别在于法院调解是以判决作为参照物。判决结果预定了特定案件的正确处理的标准，衡量在调解协议中是否双方都作出了让步要和依法形成的判决结果加以对照。如果案件事实是清楚的，适用于该事实的实体法规范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也是明确的。由此来检测当事人在调解中的让步是单向性的还是相互性的。然而由于调解过程中法官的主导作用，导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当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动而当事人消极，法官权力大而当事人权利小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法官的中心地位决定了案件尤其是疑难的案件事实能否查清，决定了在包含复杂法律问题的案件中能否正确适用法律，这其中或因法官素养不高(体现为执法不公，偏袒义务人方)，或因法官功利心驱使(体现为尽快结案)，或因趋利避害影响(表现为不敢下判，害怕上诉改判，影响个人业绩)，调解往往是以权利人(通常是原告)向义务人(通常是被告)作出单向让步，也就是说，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解决，从而造成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不足，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限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同法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戈尔丁指出“显然，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尽管我们期望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的特征”。2由于案件审理期限和法官的情感原因，笔者认为，尽管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算的，那就是“审而不决”，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调解，最终导致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权利便无形消失在调解过程中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也借助调解制度大行其道，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从实践来看存在很大问题，笔者建议应予取消。
(三)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限制了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监督功能
法院调解与判决在对待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原理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调解解决的正当性，并非来源于解决方案严格基于法律形成，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解决方案的认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一经生效，即表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产生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效果，除个别特殊案件(如调解和好的离婚、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诉、上诉，因而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调解协议或送达回让上的签字属于自愿，当事人尽管可能无奈，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愿”，除严重违反程序外，使当事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从而导致再审的机会几乎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受调解制度的影响，即使在行政诉讼中，“变相调解”、“行政和解”也经常出现，其表现为说服或压服原告一方，使其对行政机关的控诉不至于过分严重，其采用的方法是“劝撤”——说服原告撤诉。以1994年为例，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34567件，其中撤诉15317件(占44％)。可见，调解制度的滥用，严重破坏了调解的内在机理和固有品格，导致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遭到破坏。
二、调解制度的学说分析
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而之所以能相互理解而达成共识，是因为自主交涉中常见的对论具有引起反省的作用。通过深入反省，印证对方意见，能够促使当事者有意识地明确和深化其背后的规范性根据，进而使他可能在看待与对方的关系上获得新的角度和标准。
我国学者刘作翔教授认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理凝聚，经过世代相传而取得比较稳固的地位，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心理，……它并不伴随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3调解制度之所以被誉为“东方经验”，其依据也正在此。
为使民事诉讼制度适应改革后新生成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对法院调解制度一再作出修正。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的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的原则。1992年修订时，又将它修正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对试行法作上述修正，主要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长期存在的重要调解、轻判决、压服式的非自愿调解、“和稀泥”式的无原则调解问题。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国对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以法制化、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而随改革的不断深入，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改革日渐重要。
如何改革?目前法学界有三种学说：
1?调审合一说。即同一案件在同一程序里调解和判决并行运行的制度，也就是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如调解不成，则由同一审判组织及时作出判决。其性质有三：第一，法院调解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的诉讼中进行的；第二，审判人员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并在调解中起指挥、主持、监督作用；第三，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审查确认，否则，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该说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法院调解制度已基本完善，关键在于进一步落实“自愿、合法”，比如适当降低调解率；改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改不公开的庭前、庭外调解为公开的庭上调解等以强化对民事权益的保护，增强调解的透明度和规范法官在调解中的行为。4
2?调解分离说。即将调解过程与审判过程相分离，将法院调解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分离出去，专设调解庭，作为与审判相独立的，以预防诉讼为目的的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制度，通过两者的分离，强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如王亚新先生在比较“调解型”审判模式和“判决型”审判模式后，认为这两种审判模式在正当性原理、程序法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二者共存于民事审判中会给诉讼过程带来内在的紧张、矛盾，以至混乱。5又如李浩先生认为：调解在欲达到的目标、正当性原理、受程序法和实体法约束的程度等方面与以审判方式解决纠纷存在着重大差异；将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不同方式，共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是欠科学的。6
3?取消调解，改设诉讼上的和解制度。7该说为张晋红先生提出。张先生在比较我国大陆法院调解、台湾地区民诉法规定的调解程序、外国民诉法的诉讼和解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世界民事诉讼法上的首创，它与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外国诉讼和解制度相比，其分界岭就是调解的职权性和审理性质，审判人员在当事人的和解中充当着主导的、主动的、必不可少的调解人兼审判人角色，并使调解成为审判活动的一部分；并在批评前二种学说的基础上，建议民诉法在取消法院调解后，加强对诉讼上和解制度的立法。
三、笔者对调解制度运行的标准和理由分析
在笔者看来，对一种法律程序的评价和构建应当设立一种多元化的价值标准，而不能只按照某一单一的价值标准进行。首先，评价和设计一项法律程序应当尽力确保它符合其内在价值标准，使它具备最低限度的公正、合理性，该价值标准应从程序本身而不是任何外部因素而得到体现。其次，法律程序应当具备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标准，即拥有产生好结果的能力。再次，法律程序的设计应满足经济效益的要求，即确保其对经济资源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序。上述三项独立程序价值应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并使三者在同时得到兼顾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适当的权衡。
其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种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院职权主义为辅，遵循程序和结果自愿，不一味追求案件事实、责任明确的调解制度。笔者将此称为“当事人主义说”。设立此说，笔者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定了法院调解活动仍是审判活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协商对话解决的方法，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抑或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无论是调审合一，还是调审分离，均未否认法院调解制度的巨大作用，这也恰恰是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所在。
(二)中国特有的法文化和诉讼观念也需要法院调解制度的存在。尽管笔者认为我国现代的诉讼观念应当是我国传统诉讼观念与西方诉讼观念这二者之合理因子的优化整合，然而应当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其进入文明朝代，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体制、法律传统等基本要素综合作用下孕育生成的诉讼观念，都具有其独到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反映，呈现一脉相承、连绵不断、难以更易的明显特征。恰如黄宗智先生在其《非正式调解与正式裁判之间：清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第三领域》中指出的：县官的意见依循朝廷律例，民间调解则以秘事和妥协为主要目标。二者的互动及其半制度化的保障，构成清代司法制度“第三领域”的主要内容。8
(三)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日渐为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看重。不难想象，如果诉讼成本的投入远远超出行为主体的预定限度，就会使对利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原有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动摇；反之，则会强化其对它的信赖。此外，诉讼结果的公正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纠纷主体本身，乃至其他社会成员对是否利用诉讼手段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取向。
(四)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价值的日渐看重，决定了除刑事案件外任何纠纷均应采取自愿参与方式解决。美国学者萨莫斯指出“在现在民主社会中，大部分公民宁愿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愿意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怕别人做得要比自己更好。参与性统治的反面是奴隶制、政治服从或者军事管制”。9
(五)“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为核心的诉辩式诉讼模式和社会契约化运动10，决定了当事人应该采取只有互让互谅才可能达到互利。所谓调解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必要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的观点忽视了民事权利的合法自由处分(即私法自治)原则，不免陷入了法学“唯美主义”的泥淖。
四、调解制度的完善设计
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的复杂化与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出现“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现象，法院不胜负荷而致诉讼严重拖延，同时诉讼成本的高昂致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加之案件类型的多样化使审判常显捉襟见肘，由此迫使各国开始反思和改革，并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判决外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StuttgarterModel)”，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美国的ADR(ActernativeDisputResolution，即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我国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等，判决外的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受到重视。笔者认为，调解程序发展到高级阶段，必定会产生当事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强调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且服从合乎正义的判断的论证样式。
进一步而言，对调解制度不应简单用传统法文化去阐释，也不应将其视为法制、经济落后国家所特有，更不应因调解伴有一些弊害而断然否定，相反应进行深入理论研讨，发掘其制度价值和固有功能。在此，笔者在提出“当事人主义”说基础上，主张未来的调解制度应体现如下特征：
(一)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书面调解申请，终止于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完毕。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自愿首先是自愿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其次再接受调解结果。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
(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原则。因为若要“事实清楚”则必须进行严格调查，考虑到“出于抑制国家权力或法官权限的必要而强调程序的形式性和法官的中立性，往往给力量并不对等的当事人之间带来实质上不平等”，?同时由于审判的公开性质和非此即彼的判决方式，使得一部分具有微妙性质的纠纷往往很难得到恰当的解决，或处理结果不可能让当事人满意，最终造成耗时、耗资、牺牲程序利益。“分清是非”则要求调解人作出主观判断，难免调解人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双方当事人，致使压制型调解出现。另外，对于“合法”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如公序良俗原则)即应允许，尤其不应强调只合乎实体法。
(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处分原则。只要不出现违背回避制度、公开制度、变相剥夺当事人诉权行使、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调解结果存在重大误解、胁迫、欺诈、显失公平等情形外，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签字后，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调解中应贯穿及时认证原则，对于双方当事人对纠纷事实无争议的的案件，在调解无效情况下，可直接裁判，而无须再就同一事实进行开庭审理。
(五)未来调解制度应对调解人的资格要求、产生办法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目前可采取主审法官或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所组成的合议庭作为调解人，或可仿效美国一些州将优秀律师名单备案在法院，以供当事人选择作为调解辅佐人，从而避免法官调解中可能带来的不当权力影响。?
综上，笔者建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调解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1?将现第85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申请原则，进行调解。申请应采取书面形式”。
2?将现第88条修改为“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诚实信用，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3?将现第89条第1款改为“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要求写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调解结果”，同时删去第3款。
4?增补如下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有权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后调解书签收之前，提出反悔：
(1)有充分证据证实人民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定程序的；
(2)调解协议系当事人受胁迫、乘人之危、欺诈情况下作出的；
(3)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实调解结果存在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的；
(4)调解协议中所附条件未成就，或所附期限届满时义务人仍未履行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令
第5号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3月2日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周红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
南宁铁路系统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按照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逐月缴存的专项长期住房储金。
前款所称在职职工是指在单位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包括有工作岗位，但由于学习、病伤及六个月以内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以及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在岗职工，但外籍和来自港、澳、台的职工，以及与单位保留劳动关系但已经离岗，单位不再支付工资的职工除外。
第四条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由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南宁铁路局负责人和人民银行驻本市分支机构、南宁市建设、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有关专家、工会代表和职工代表、单位代表等人员组成，是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
管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人士担任，经全体委员推举产生。
第五条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负责执行管委会的决策、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和运作。
管理中心可以按照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管理中心与其分支机构实行统一的规章制度、进行统一核算。
第二章 缴 存
第六条 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职工个人缴存和所在单位为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单位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计入个人当期工资、薪金收入，依法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七条 管理中心应当委托管委会指定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受委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和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缴存、归还等手续。
管理中心应当与受委托银行签订委托合同。
第八条 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经办人身份证明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和职工登记的与住房公积金管理相关的信息发生变更的，单位或者职工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前述情况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九条 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录用职工的证明文件、职工身份证明和经办人身份证明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职工与单位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或者转移手续。
第十条 单位应当自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单位缴存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户。资金到账后，管理中心应当按规定及时将相应资金分配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按年结息，每年6月30日为计息日。
第十二条 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外派、借调的职工，由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单位负责缴存住房公积金，另有约定的，按约定缴存。
第十三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职工工资扣除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后的余额，不得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可以适当降低，但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不变。
第十四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为参加工作时确定的月工资，单位新调入职工为调入时调入单位确定的月工资。
第十五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与国家、自治区规定的倍数的乘积。管理中心按照前款规定的缴存基数计算当年本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报管委会批准后于每年的6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执行。
第十六条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管委会根据本市实际拟订，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单位及其职工应当按照公布的缴存比例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十七条 单位需要申请降低缴存比例、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应当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无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的，应当经全体职工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管理中心审核，报管委会批准。
第十八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按正常比例或者按规定时间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可以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者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降低后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
（一）单位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单位当年经济效益尚未好转的；
（二）经依法批准缓缴社会保险费的；
（三）有其他特殊困难的。
第十九条 单位降低缴存比例和缓缴住房公积金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一年期满后仍需要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手续。
获准降低缴存比例的单位经济效益或者经济状况好转后，应当恢复原缴存比例；获准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经济效益或者经济状况好转后，应当补缴缓缴的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条 单位解散、撤销的，其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应当补缴。
单位合并、分立或者改制时未补缴欠缴的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在合并、分立或者改制协议中明确补缴住房公积金的责任主体。
企业依法宣告破产的，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应当列入第一清偿顺序。
第二十一条 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按欠缴期间职工当年的工资基数计算。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有条件的可以按欠缴相应年度的缴存比例执行。
第三章 提取和使用
第二十二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偿还购建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
（三）租用住房租金超过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的；
（四）国家、自治区规定可以提取的其他情形。
本办法所称自住住房是指职工居住且对该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住房，包括自建房、全额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房等。
第二十三条 提取住房公积金后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应当不低于100元。当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与归集余额的比例高于百分之七十时，经管委会批准，管理中心可以适当提高职工提取后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缴存余额的保留额度，但保留的额度最高不得超过一年的缴存额。
第二十四条 职工需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向管理中心申请，并按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提取的决定。准予提取的，应当将资金转至申请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或者管理中心认可的其他账户，不得支付现金。不准予提取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禁止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办理销户手续：
（一）离休、退休的；
（二）出境定居的；
（三）到广西住房公积金管理辖区外工作的；
（四）完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
（五）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后两年没有建立新的劳动、人事关系的；
（六）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销户后职工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人继承也无人受遗赠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第二十六条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申请贷款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达到规定的年限；
（二）购房首付款不低于规定的比例；
（三）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信誉良好，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四）提供管理中心认可的担保；
（五）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均无尚未还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六）管委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管委会根据本市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率和缴交情况，确定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称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年限和购房首付款比例，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应当向管理中心提出。
管理中心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对贷款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管理中心准予贷款后，申请人应当与受委托银行签订合同，办理贷款手续。
禁止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手段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二十八条 管委会根据本市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住房价格水平和住房公积金可以使用资金规模等因素，确定贷款最高额度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 借款申请人的贷款期限加实际年龄不得超过其法定退休年龄，但借款申请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五年以上的，贷款期限可以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后一年至五年。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最长为三十年。
第三十条 借款人应当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时归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归还贷款的，管理中心依法享有要求保证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时不得阻挠或者拒绝购房人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对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的购房人，应当实行同等销售价格，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不利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人的条件。
第三十二条 在保证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前提下，经管委会批准，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及国家允许的其他用途。
第三十三条 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应当存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用于建立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和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及国家允许的其他用途，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管理中心负责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在编制时应当征求市财政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五条 管理中心按照规定的标准编制全年预算支出总额，报市财政部门批准，从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中上缴市财政部门，由市财政部门拨付。
分支机构的管理费用，经管理中心审核、市财政部门核定，从分支机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中上缴市财政部门，由市财政部门拨付。
第三十六条 管理中心编制的住房公积金年度预算、决算，应当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管委会审议。编制的住房公积金财务收支决算和管理费用决算，应当报财政部门审批并抄报审计机关。
管理中心应当每季度向市财政部门和管委会报送财务报告，在结算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将上年度住房公积金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七条 审计机关应当定期对住房公积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真实性、合规性、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对管理中心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三十八条 管委会、管理中心及受委托银行应当接受人民银行驻本市分支机构对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利率政策执行、提取使用、委托贷款发放等情况的监督。
第三十九条 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情况实行交叉复核、内部稽核。
第四十条 管理中心依法对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与缴存住房公积金有关的职工名册、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不得谎报瞒报。
第四十一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不执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欠缴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应当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予以公布。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住房公积金法规、规章的行为，单位和个人可以向管理中心投诉、举报。
投诉人、举报人投诉、举报时，应当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管理中心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按照行政执法程序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举报人。
第四十三条 单位未依照本办法规定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变更登记、封存、转移、启封和住房公积金提取手续的，职工可以向管理中心申请督促办理；经督促，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仍不办理的，管理中心可以依职工申请直接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十四条 职工、单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
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受委托银行复核；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管理中心重新复核。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应当自收到职工、单位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四十五条 违反住房公积金法规、规章的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予以查处。
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住房公积金法规、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住房公积金法规、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管理中心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可以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未按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封存或者转移手续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规定，阻挠管理中心监督检查，不如实提供与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的职工名册、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以欺骗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管理中心责令违法行为人限期退回违规提取的款项，并可以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以欺骗手段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管理中心责令借款人限期退回贷款，并取消其五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情节严重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管理中心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暂停其新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并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予以公示。
第五十一条 管理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设立住房公积金专户的；
（二）未按照规定审批提取住房公积金、缓缴住房公积金或者变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申请的；
（三）未按照规定管理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
（四）委托管委会指定的商业银行以外的机构办理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
（五）未建立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账的；
（六）未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有效凭证的；
（七）未按照规定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八）违法使用住房公积金向他人提供担保、购买企业债券或者委托理财的；
（九）拒绝职工、单位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的；
（十）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十一）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