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母婴保健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12月1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幼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母婴保健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母婴保健工作实行以保健为主，保健与医疗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母婴保健工作，应当将母婴保健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母婴保健经费投入，为母婴保健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和保障。
第五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是本市母婴保健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母婴保健工作。
各级财政、民政、教育、劳动、公安、计划生育等行政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设立母婴保健监督员，执行对母婴保健工作的监督检查任务。
第六条 本市实行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制度。
第七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母婴保健领域的宣传、教育、科研工作，普及母婴保健科学知识，推广先进、实用的母婴保健技术。
第八条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奖励。

第二章 保健机构与人员
第九条 本条例所称的医疗保健机构，是指各级妇幼保健所、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院、儿童（儿科）医院和开展母婴保健业务的其他医疗机构。
第十条 市妇女保健所、市儿童保健所和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根据各自职责，从业务上指导全市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的母婴保健工作。
区、县妇幼保健所从业务上指导本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的母婴保健工作。
第十一条 地段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负责开展本地区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服务。
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并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从事终止妊娠术、节育手术、助产等技术服务的，向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审查合格的，发给《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对审查不合格的，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二）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和人工授精等技术服务的，向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市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审查合格的，发给《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对审查不合格的，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 从事终止妊娠术、绝育手术、助产等技术服务的医务人员，应当经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发给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和人工授精等技术服务的医务人员，应当经市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市卫生行政部门发给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第十四条 本市实行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和新生儿出生缺陷、伤残儿首次诊断等报告制度。
第十五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由发证部门每年验证一次。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由发证部门每三年验证一次。

第三章 婚前保健
第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公民提供婚前保健服务。
婚前保健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一）婚前卫生指导：关于性卫生知识、生育知识和遗传病知识的教育；
（二）婚前卫生咨询：对有关婚配、生育保健等问题提供医学意见；
（三）婚前医学检查：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医学检查。
第十七条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持下列证件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前医学检查单位接受婚前医学检查：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和户籍证明；
（二）工作单位或者户口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第十八条 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
（一）严重遗传性疾病；
（二）指定传染病；
（三）有关精神病。
婚前医学检查的具体项目，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男女双方在接受婚前医学检查时，应当如实回答医务人员有关健康状况的询问，配合检查。
男女双方在接受婚前医学检查时，有权拒绝回答与检查无关的问题。
第二十条 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业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依法提供保健服务，不得擅自超越服务范围，不得随意增减检查项目。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业务的医务人员及有关人员应当依法为受检者保密。
第二十一条 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医师发现被检查者患指定传染病且在传染期内或者患有关精神病且在发病期内的，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
第二十二条 对婚前医学检查诊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当事人，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后，可以结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婚前医学检查单位应当向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第二十四条 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对检查结果有异议，可以按照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医学技术鉴定，经鉴定后，取得《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
《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与《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不一致的，以《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为准。
第二十五条 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

第四章 孕产期保健
第二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孕产妇和新生儿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
孕产期保健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一）为孕育健康后代提供医学指导和咨询；
（二）为孕产妇建立保健卡，提供定期产前、产后检查服务；
（三）对有高度危险因素的孕妇进行监护、随访和治疗；
（四）为孕产妇安全分娩提供助产、引产技术服务；
（五）对胎儿生长发育进行监护，提供咨询和医学指导；
（六）为新生儿生长发育、哺乳和护理等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进行定期访视；
（七）经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七条 经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育龄夫妻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应当提出医学意见。育龄夫妻应当根据医师的医学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十八条 对患有严重疾病，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可能严重影响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予以医学指导和重点监护。对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其健康的，医师应当及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第二十九条 由于接触致畸物质，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可能严重影响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提出医学意见。
第三十条 经产前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
经产前诊断，确定胎儿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或者严重缺陷的，医师应当及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第三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施行终止妊娠或者节育手术，应当经孕妇本人签字同意。孕妇无行为能力的，应当经其监护人签字同意。
第三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制定、完善产时监护制度，改善产科条件，加强产科管理。
医师和助产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产科常规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助产技术和服务质量。
第三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新生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
第三十四条 本市提倡母乳喂养婴儿，提高母乳喂养率。
各有关单位应当保证哺乳期妇女的正常哺乳时间。
第三十五条 本市实行新生儿疾病筛查制度。
从事新生儿疾病筛查业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负责做好对新生儿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和随访工作。
第三十六条 禁止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医学上认为确有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鉴定。
第三十七条 生育过严重缺陷患儿的妇女需要再次生育的，夫妻双方应当在妊娠前到市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医学检查。必要时其缺陷患儿也应当接受医学检查。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根据检查情况，提出医学意见。
第三十八条 在本市暂住的外来流动人员中的孕妇，可以到本市居住地的地段医院或者乡、镇卫生院登记，建立保健卡，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
外来流动人员孕产妇应当住院分娩。

第五章 婴幼儿保健
第三十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婴幼儿提供保健服务。
婴幼儿保健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一）为婴幼儿保健提供科学育儿及医学的指导和咨询；
（二）对婴幼儿进行定期体格检查和生长发育监测；
（三）进行小儿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
（四）对体弱、伤残、弱智儿提供康复保健服务；
（五）开展计划免疫；
（六）经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项目。
第四十条 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监护人应当携新生儿到其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地段医院或者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领取儿童保健卡。
儿童保健卡是医疗保健机构对婴幼儿定期进行体格检查等系统保健服务的记录，作为婴幼儿入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的健康证明。
第四十一条 在本市暂住的外来流动人员中的婴幼儿，应当由其监护人到本市居住地的地段医院或者乡、镇卫生院为其登记，领取儿童保健卡，并且接受婴幼儿系统保健。
第四十二条 托儿所、幼儿园应当设立保健室。其中实行寄宿制的，还应当设立隔离室。
托儿所、幼儿园应当根据收托儿童人数配备相应的卫生保健人员。
托儿所、幼儿园应当对保健员、保育员、营养员进行职业培训。
第四十三条 托儿所、幼儿园的保健员、保育员、营养员应当接受有关专业知识培训和技术等级考核，取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
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每年应当到单位所在地的区、县妇幼保健所进行健康检查，领取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健康证明书。

第六章 医学技术鉴定
第四十四条 本市成立上海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
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依法对医疗保健机构作出的有异议的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和产前诊断结果进行医学技术鉴定。
第四十五条 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成员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临床经验和医学遗传学知识，并具有卫生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和产前诊断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诊断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鉴定结论。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四十七条 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在作出鉴定结论后，应当出具《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
第四十八条 市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成员应当依法进行医学技术鉴定，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医学技术鉴定实行回避制度。凡与申请鉴定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人员，应当回避。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对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聘用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人员的或者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从事本条例规定的技术服务或者出具本条例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从事本条例规定的技术服务或者出具本条例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聘用未取得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健康证明书的人员从事托儿所、幼儿园工作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给予该单位警告或者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执业资格。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7年3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2月26日
从刑法谦抑精神看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应做狭义解释

李居鹏


案情简介

　　被告人黄某某与被害人章某某原认识，2006年6月29日被告人黄某某借口说自己母亲生病，章某某表示去看望。当晚23时许，被告人黄某某在送章某某回家途中，行至溱东镇周黄村到卢庄的土圩上时，不顾章的反抗，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后章某某于6月30日清晨3时到江苏省姜堰市公安局报案，姜堰市公安局经被害人辩认、勘查犯罪地后，次日将强奸案移送东台市公安局侦查，东台市公安局于7月5日立案并找被害人章某某谈话，但未找到被告人，也未对被告人黄某某上网追逃。
　　2006年7月9日晨，被告人黄某某伙同他人在江苏省兴化市盗窃摩托车一辆，在泰州销赃该车时，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机关抓获，因其所涉嫌盗窃的犯罪地在兴化市，泰州公安机关将该盗窃案移送至兴化市公安机关。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盗窃罪于2006年7月25日在兴化市看守所羁押期间，主动交待了本案强奸的事实。兴化市公安局于8月2日将盗窃案移送东台市公安局侦查，东台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并对被告人黄某某以盗窃罪和强奸罪采取强制措施。

审判结果

　　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某某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强奸罪；被告人黄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盗窃罪，应依法予以科刑惩处。但被告人黄某某在因涉嫌盗窃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交待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强奸罪的犯罪事实，故其强奸罪应以自首论，依法对其强奸罪从轻判罚。被告人黄某某犯数罪，依法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44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440元。
　　一审宣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内，被告人黄某某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理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是：在跨地区犯罪中，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向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交待其尚未掌握但已被其他公安机关掌握的不同种犯罪事实，对该犯罪事实能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刑法的谦抑精神入手，可以得出本案被告人对强奸罪构成自首的结论。

一、刑法谦抑精神概述

　　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精神，又称刑法的谦抑性、节俭性、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换言之，从犯罪认定角度而言，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从刑罚处罚角度而言，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最先提出与谦抑这个概念意思相近的概念的是伟大的功利主义者边沁。边沁在其名著《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一书中就非常强调刑法的节俭性，他说“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须。所有超过于此的刑罚不仅是过分的恶，而且会制造大量阻碍公正目标实现的坎坷。”
　　“刑法的谦抑性”用语最早见于日本学者的法学著作。大正年代宫本英修博士在其所著的《刑法纲要》以及随后的《刑法学粹》一书他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宫本英修提出刑罚不是斗争的手段而是社会调和的手段，从而第一次独创性地提出了刑法的“谦抑主义”，并将之提升为刑法的根本思想，“如欲对违法行为发动刑罚，刑法不宜对之采取不逊的态度”，刑法谦抑主义应视为刑法的“根本主义”。此外，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指出它有以下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其中的不完整性，是指刑法不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谦抑”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刑法学著作中，大概是甘雨沛和何鹏老先生合著的《外国刑法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此后，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即引用“谦抑”的用语，并将其与公正、人道一起作为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之一 。

二、刑法谦抑精神的表现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科学，因此刑法的谦抑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和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
　　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的基本含义包括：在对被控行为存在合理怀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被控行为在有罪和无罪之间时，应当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和轻罪之间时，应认定为轻罪；无法确信某一犯罪事实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时，应认定已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等等。
　　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基本含义包括：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不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适用是根据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观恶性等量刑要素来确定的，因此对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就应当作宽泛的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也有人认为，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帝王原则，刑法谦抑精神与之相悖，认为刑法已经对定罪和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这所谓的刑法谦抑精神会损害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笔者认为，刑法谦抑精神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并行不悖的，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精神是相互沟通与调剂的。刑法谦抑精神包含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社会生活中的犯罪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刑法不可能把全部的犯罪都囊括在现有的条条框框内，这就需要刑法具有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从而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一方面要求刑事处罚有必要和合理的根据,禁止处罚不正当和无必要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就相对化而言,就是实现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结合。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适用刑法具体的定罪、量刑规定乃当然之理，然而许多案件的事实并不是清晰的，甚至说模棱两可的，这时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没有适用的条件，可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那么只有适用刑法谦抑精神来推定案件的事实。所以说，谦抑精神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二者是不矛盾的。

三、刑法关于余罪自首的规定本身就体现了刑法谦抑精神
　　首先，自首制度在立法本质上就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首先自首有体现法律公正，做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有自首的表现说明罪犯的主观罪过较之未自首者轻，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其次自首有改造罪犯的作用，自首制度是对罪犯自首行为的肯定，使罪犯内心产生变化，感到法律的公正，感到不同行为有不同的待遇，从而达到改造目的；再次，自首制度还有对广大罪犯的昭示作用，促使未自首罪犯归案，使其知晓有自首行为的益处，从而产生趋向作用；最后，自首制度的实际效果可以起到降低司法成本作用。因此，自首制度在立法本质上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
　　其次，余罪自首是自首的特殊形式，其必然会体现自首的立法本质，也必然会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就是刑法对余罪自首又称特殊自首或准自首的规定，与一般自首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不要求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但对成立自首的主体则有较为严格的界定，对所供述的罪行也限制在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余罪自首的认定，要结合被告人供述行为的主动性、供述内容的真实性作综合评判。具体说，构成余罪自首必须符合以下构成要件：1、适用对象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2、供述的罪行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3、主动供述的必须是本人的其他罪行。
　　由上述规定可见，立法通过对余罪自首者以自首论的规定，对余罪自首者规定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一来，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余罪自首就是对其希望能从轻或减轻刑罚期待的一种的诱惑，而且只要刑罚能公正、合理运作，那么其从轻或减轻处理的期待就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现，就会极大地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达到以最少的人力投入、少量的物力消耗获取较佳的刑罚之社会效益。此即刑法谦抑精神的体现。

四、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作狭义理解符合刑法谦抑精神
　　结合本案例，关键在于界定对“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中的“司法机关”是作狭义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和对“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理解和把握。
　　“司法机关”一般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但法律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外延规定不够明确，如何理解刑法第67条第2款“司法机关”的范围，有多种观点，本案在审判过程中即存在两种处理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被害人报案后，姜堰市公安局在初查后，已确定被告人黄某某即为犯罪嫌疑人，后因管辖需要移送至东台市公安局。东台市公安局于2006年7月5日已对强奸案立案侦查,虽然兴化市公安局没有掌握被告人强奸的犯罪事实,但东台市公安局已掌握其强奸的犯罪事实，只是未找到被告人黄某某,应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握其犯罪事实，故不能认定为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被害人已报案，东台市公安局对强奸案也已立案，但未对被告人上网追逃。从兴化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来看，兴化公安机关实际上并没有掌握被告人强奸的犯罪事实，被告人黄某某在不知被害人已报案的情况下，于2006年7月25日在兴化市看守所主动交待了强奸罪的事实，从被告人交待的主观上的主动性来看，应认定为自首。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典和刑法解释对自首的立法宗旨，结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作狭义的理解更符合现代立法精神。

1、本案司法机关做狭义理解，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这符合刑法谦抑精神中尽可能少刑、慎刑的价值追求。
　　刑罚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另一表现形式，保障（保护）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一旦从公民权利中分离出去，二者就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刑罚权设置的初始，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防止其受到来自另一公民的不法侵害，一旦赋予了国家，即表现为对国家的一种限制：国家仅能在此范围内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是公民的自由。因此，刑法的第一要务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其次才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这一点表现在刑法机能上，就是保障机能是第一位的，保护机能是第二位的；表现在刑法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种性质定位，彰显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的谦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紧缩的、经济的、补充的，刑罚之网不能过于扩张，若仅凭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权的状态。
　　因此，为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在刑罚处罚上的就应体现如下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不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适用是根据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观恶性等量刑要素来确定的，因此对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就应当作宽泛的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而本案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作狭义的理解更有利于被告人，故应做狭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