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诚人寿败诉案谈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夏晓东）


一、案情介绍：2001年10月5日，谢某向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人寿)申请投保人寿险100万元，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0万元，填写了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盖有其总经理李源祥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按信诚的要求及该建议书的规定，缴纳了首期保险费共计11944元。信诚人寿审核谢某的投保资料时发现，谢某投保高达300万的保险金额，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财务状况证明。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险公司一般对高保额保单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财务状况证明。因此，10月10日信诚人寿向谢某发出照会通知书，要求谢某10天内补充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的证明，并按核程序要求进行身体检查，否则视为取消投保申请，将向其退回预交保费。10月17日，谢某到信诚人寿公司进行了身体检查，但仍未提交财务状况证明。10月18日凌晨谢某在其女友家中被其女友前男友刺杀致死。 10月18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因谢某身体问题，需增加保险费，才能承保。信诚人寿再次发出书面照会，通知谢某需增加保费，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请谢某决定是否接受以新的保费条件投保。谢某家人称谢某已经出国，无法联络。2001年11月13日谢母向信诚人寿方面告知保险事故并提出索赔申请。
2002年1月14日信诚人寿保险公司经调查后在理赔答复中称，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信诚人寿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未开出保单)，故拒绝赔付附加合同的保金200万元。
2002年1月15日谢母拿到信诚人寿声称按“通融赔付”支付的100万元。
　　2002年7月16日谢母将信诚人寿诉至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请求判决信诚人寿支付“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保金200万元，以及延迟理赔上述金额所致的利息。2003年5月20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对国内这一宗最大的寿险理赔案作出一审判决：交付了首期保费的投保人谢某，在核保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被害，法院判决保险人信诚人寿应该在按主合同赔付100万元之后再追加赔付附加合同的200万元。
二、诉讼双方的说法：
1、原告：合同已成立应该赔
　本案庭审时，原告诉称：基于信诚已经收取谢某缴纳的首期保险费及谢某已经完成体检两个事实，原告方坚持谢某与信诚的主险合同、附加险合同都已成立。退一步讲，如果合同关系没有确立，信诚就不会作出赔付100万的理赔意见。主险合同既然约定未签发保险单的情形下，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负保险责任，那么这个规定也适用于附加险合同。为此，原告方援引了包括中国保监会副主席、著名寿险专家魏迎宁等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学说论证他们的主张。
被告：合同不成立不能赔
　　信诚人寿在诉讼中辩称：对谢某购买的这类保险金额300万的高额人寿保险，信诚和各大保险公司一样，需要谢某通过体检、提供财务证明资料，并据此决定是不是承保。所以，他们认为，谢某死亡时，他们尚未见到他的全部体检报告，不能判定他是不是符合公司的承保要求，信诚与谢某的保险合同还没成立，附加合同的200万保险金，他们当然不必赔。对主险已赔付的100万元，信诚人寿在开庭时表示，这是根据其经营理念作出的自愿商业行为，本来是可以不赔的。信诚人寿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是我们找理由去赔，连100万都不赔给你。”所以他们参考了主合同条款，考虑到谢某的实际情况，做的是一种“通融赔付”。
　　信诚人寿管理系统总监张先生也坚持公司方面没有同意承保。他说，主合同和附加合同承保范围不同，相应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也不同，保险公司之所以赔付100万元是因为主合同条款中有规定的“特殊情形”，并不意味着合同成立，这是保险理赔的一种国际惯例。这100万是“信诚在国内第一次援引国际惯例，对保险合同关系尚未成立并未出具保单的特殊情形下作出的理赔尝试”。
三、法院判决：　附加险合同不仅成立，而且已经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谢某与信诚人寿的保险代理人共同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人谢某和信诚人寿的权利义务在上面列得清清楚楚，双方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加上谢某翌日又缴付了首期保费，也就是说，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谢某已履行。因此，法院认为这份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均已成立、有效，谢某、信诚人寿均应按约履行。
关于涉及赔付金额达200万之巨的“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法院认为，因为这是信诚人寿在所有投保人投保前就预先制订好的、将重复使用于不特定投保人的格式合同条款，条款中“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的约定，没有约定信诚将在何时同意承保、用什么方式承保，表述不清，实属不明确，依法应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谢某的解释。
四、本案的实质：保险合同何时成立并生效
有关法学理论：合同的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而具体；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 作出实质性变更的，就不能视为承诺，而应视为新要约。合同在订立过程中往往会经过多次要约与反要约才会成立。
就保险合同成立而言，投保人填写了投保单，要求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只是完成了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要约部分，如果保险公司经过核保认为被保险人的情况符合承保条件，同意承保，完成了合同订立过程中的承诺部分，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但如果保险公司经过核保发现被保险人的保额很高，就会要求投保人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的证明并进行体检，根据投保人补充的财务状况和体检结果再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保险公司这种行为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应视为一个新要约，不能算是承诺，既然保险公司未承诺，保险合同当然不能成立，更谈不到合同效力的问题。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很多种类的合同适用该项规定； 《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 ，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保险合同属于“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即保险合同的效力始于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发生的事故，尽管合同已成立但因未生效，保险公司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
缴付保险费与保险同合成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由这两个条文可以看出，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即只要缔约双方就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不以投保人缴付保险费为生效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投保人缴费与否是不影响保险合同成立的。保险公司只要同意承保，即使投保人没有及时缴付保险费，保险合同依然成立；投保人缴付了保险费，但保险公司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仍然不成立。保险费的缴付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否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目前各家保险公司在条款中都约定了：“本保险的保险期限自保险人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至约定的终止日24时止。”。这种约定与《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并无冲突之处，只不过是约定的更加明确、更加具体而已。
以上是从法学理论上对保险合同成立过程的论述，结合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谢某与信诚人寿的保险代理人共同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人谢某和保险人信诚的权利义务在上面列得清清楚楚，双方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加上谢某翌日又缴付了首期保费，也就是说，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谢某已履行。因此，法院认为这份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均已成立、有效，谢某、信诚均应按约履行。在此，先不对法官的业务素质进行评价，但能将“投保单”理解为“正式保单”且将要约内容强加于另一方缔约人的行为却是广州天河区法院法官所“独创”的。说的简明点，本案一审法官对《合同法》有关合同订立的规定及《保险法》第十三条的理解是：只要投保人填写了投保书，预交了保费，合同就已经成立并生效，保险公司就要承担保险责任。本案赔付数额如此之高，如信诚人寿不上诉，必会形成全国范围的影响，真如此将是整个保险业的悲哀！
五、保险公司应做的思考
经了解，各家保险公司在本案发生之前几乎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理赔事件，不过由于理赔金额不大，并没有使保险公司产生足够的警惕。本案将矛盾集中放大，为中国保险业敲响了预防投保流程风险的警钟。
1、从投保人缴纳保费到保险公司出具保单这段时间，对投保人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责任归属，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人们通常都认为：只要缴了费，保险公司就该赔；各保险公司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常常是“通融赔付”。使得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越来越“根深缔固”。 要求投保人填写投保单的同时交付首期保费可以说是“国际惯例”，这对保险公司的展业是有利的———投保人交付一定保费之后，犹豫不决、最终悔约的概率便大为降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业务的成功开展。但这种做法客观上也造成了潜在的风险。
国外寿险业目前一般通过以下两种变通的方法来控制防范投保流程的风险，对国内寿险业而言也不失为切实可行的规避风险之道。其一是在核保过程进行期间，为投保人出具一份暂保单，作为一种临时约定。暂保单可以对该期间的种种可能情况作出事先约定，以及明确保险公司是否将承担赔付责任。保险业采取的另一措施是，针对达到一定数额的大额保单，要求保险代理人不能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时便收取首期保费。
2、关于《保险费暂收收据》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目前各寿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在开展业各时，都大量使用《保险费暂收收据》，该收据是业务人员收取保费后为投保人出具的。收据上注明：本凭证为保险费临时收款证明，不作报销之用；若本公司核保同意将开具正式《保险费发票》，保单生效日期将溯自收款日的次日零时起，如不同意承保，预收保费将无息退还。一般各寿险公司都规定业务人员定期交回收据。
暂收据会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暂收据的规定，如保险公司同意承保，生效日期应为收取保险费的次日零时；但保险条款上所约定的生效日期为：本合同的保险期限自保险人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生效。二者关于保险合同生效的日期存在一定差别，如签发保险单日期与收费日期一致，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业务中，收费日期与保单约定的生效日期往往会存在几天的时间，导致对被保险人的保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暂收据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易产生骗赔行为，收据掌握在业务员的手中，收据签发后，如不存在拒保的客观理由，从晚上12时起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如事故发生后业务员将收据日期提前一天，保险公司就将承担责任。
无论本案的最终结果怎样，通过这起诉讼，各保险公司都应该反思一下在业务承保过程中的漏洞和不足。为客户提供全面而周全的服务固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公司承保中的风险。




　　　　　　　　　　　“蝉请黄雀灭螳螂”，记一起民事上诉案件的成功代理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牛建国

　　我以为，如果我不是律师我会像其他人一样不尊重律师。但因为我是律师，所以我尊重律师。
常听说，“不找律师输钱，找律师输更多钱”。很想“自我”为律师辩解几句，面对现实又觉得太无力。干脆，我拿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以事实说话”，现公开与大家共享。
　　　　　　　　　　　　　　　　　　　　　　简要案情
　　成都双科电缆公司与国太电缆厂自1991年以来就建立长期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由双科公司为国太公司加工电线电缆，提货和付款方式为批提批给。至2001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对帐单，确认国太公司欠双科公司加工费及货款220万元，双科公司欠国太公司精铜160吨。2002年8月，双科公司以欠款纠纷为由起诉国太公司，国太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双科公司返还精铜160吨。法院拒绝受理反诉并判决国太公司限期还款。一审判决后，国太公司没有上诉，判决生效后，双科公司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2004年4月，国太公司另案起诉要求双科公司返还精铜，双科公司答辩称，2001年的对帐单是双方债权债务的确认书，精铜已为双科公司消耗，既然要结算就应将双科对国太的债权一起结算，国太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04年5月，法院作出了支持国太公司的判决。此时精铜的单价已从2001年时的1.5万元飞涨到了3万元，法院的判决无疑等于让双科公司倒赔近300万元。
　　　　　　　　　　　　　　　　　　　低谷求救　明确目标
　　双科公司的老总们找到了我所，明确提出诉讼目标就是按2001年当时的铜价结算。当时我也没有把握，但是因我们曾成功代理双科公司合作伙伴的案件，双科公司的老总们对我们的实力深信不疑。
　　　　　　　　　　　　　　　　　　　调整思路　峰回路转
　　出面为双科公司代理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伍长康律师。伍律师是法学名门的后裔，也是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知名律师。上诉时限只有10天左右了，我和伍律师作了分工，将案件的资料一分为二，利用5天时间专门策划案件的上诉思路，5天后再碰头筛选最佳方案。
　　在这5天中，我除了看案件材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取证工作。由于已经超出举证期限，除了法定新证据外，几乎不能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但仍不能轻视这些证据材料的参考价值。我通过相关资料了解到，双科公司为当地信誉卓著的民营企业，而国太公司因为各种原因几乎陷入瘫痪，我们去查询其工商资料时，当地工商部门甚至提醒我们要小心这家公司。
　　5天后，我和伍律师碰头，一致认为，双科公司原来的答辩意见从法律上角度看几乎没有最终胜诉的可能，按原来的思路上诉必死无疑，二审的思路必须进行重大调整。我们认为本案有这样几个事实应得到确认：
1、 原被告间自1991年开始建立了长期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
2、 双科公司为承揽人，国太公司为委托人；
3、 国太公司欠双科公司加工费及货款220万元，该债权已为生效判决确认，为到期债权。
4、 双科公司留有国太公司的精铜也是事实。
　　有了这样的思路，相信精明的读者也能看出我们的二审思路，即主张留置权！
　　　　　　　　　　　　　　　　　　　顺利庭审　扳回败局
　　很快我们拟好了上诉文书，由于二审的思路作了重大调整，因此上诉状也写得非常简略，尽量不让对该看出具体思路。在提交上诉状的同时我们又将一审证据重新整理。
　　一切就绪，只待开庭！
　　担任此案主审法官的是省高院的某资深法官，其业务水平远在很多法官之上，以至于我们的上诉理由很明显被其看穿。当然，熟悉审判业务的法官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职权主义倾向明显。一开始就主宰着庭审，根本不按一般的开庭顺序。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当庭确认，而国太公司的律师另辟蹊径，认为原被告双方除加工关系之外还有买卖关系，理由是对帐单上所说的220万元除了加工费还有货款，再加上一审过程中双科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曾承认有过买卖关系。对此我们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加工承揽合同中也可能有货款，因为有时承揽人也会受委托自购材料，而材料费是另计的；二是根据证据规则可以撤销双科公司的一审自认，因为加工承揽关系已为另一生效判决确认。法庭当庭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法院就是否调解征求意见时被我方当庭拒绝。
　　庭审很快结束，就等佳音。
　　　　　　　　　　　　　　　　　　　“蝉请黄雀，剿灭螳螂”
　　古人云“好事多谋”，在这个案件中算中应验了。庭审结束后，我根据庭审的情况，认为二审法院应当撤销一审判决，直接驳回国太公司的诉讼请求。可是庭审过了很长时间，仍不见动静。打电话话过去问才知对方提出了调解愿望，法院也认为应当调解解决，我方仍坚持不同意调解。就这样，案件进入了僵持状态。
　　一晃就到了11月初，此时案件已经超过了二审的审理期限，法院还是坚持调解。伍长康律师担心国太公司去货款案件的执行法院要求法院直接执行双科公司留置的财产，这会让双科公司损失加大，所以建议在条件适当时可以考虑调解。而我认为，在本案审结以前作为货款案申请人的双科公司可要求执行法院裁定中止执行，作为被执行人的国太公司至少在程序无权要求恢复执行。另外，如果我方在本案的二审中胜出，那么根据诉讼原则，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国太公司已无诉权，除非国太公司主动偿还我方欠款，但不论国太公司有无实力偿还，可以断定国太公司不会偿还，“以小博大”对于国太公司来说风险太大了。所以，我坚决不同意调解。
　　“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来自对方当事人之外的压力，准备调解。而对方开出的调解条件是我方在10日之内向其支付差价40万元，否则赔偿对方损失150万元。这个条件不容更改。
“只能接受”，我对双科公司的老总们说。实际上这已经与2001年的铜价差得不是太多，相对于一审判决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支付40万元没有问题，但这笔钱宁愿扔到水里也不能给国太”，双科的老总最终意见形成。
　　此时已到了11月9日，由于审限问题，时间非常紧迫。
　　“签”。12月10日我代表双科公司在这份“屈辱”的调解书上签了字，调解书当日生效。但双科公司的老总们并未闲着，他们被安排寻找“黄雀”，即国太公司的债权人，因为我相信，像国太公司的资信状况一定会有很多无奈的债权人。
　　12月12日，好消息传来，内江市某法院从2001年起就有一起以国太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且该案久拖未决。
　　真是太好了，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很快与内江案件的执行申请人取得联系，提出用20万元现金“购买”其对国太公司40万元的债权。合意很快达成。
　　12月15日，内江法院来人向双科公司开出了协助执行的相关手续，要求双科公司不得向国太公司履行因调解书产生的到期债权。当日，20万元款项就被内江法院“强制”划走。随后，内江法院又依法向国太公司送达了《履行债务证明书》，告知其调解书的40万元债权已被法院强制执行完毕，双科公司不再向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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