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轻伤害案件职能管辖的分歧意见及解决办法

王泗友

职能管辖，亦称立案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具体分工。轻伤害案件的职能管辖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定势，往往成了互相推诿、久拖不决的问题。这样，既延长了办案时间，增加了办案难度，又难以解决根本矛盾，不能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民关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原被告明确，案情简单，不需采取专门侦查的手段，犯罪情节轻微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其他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中也作了相应的说明。然而，哪些案件需要侦查，由公安机关受理，哪些案件不需要侦查由人民法院受理，在立案上仅作了原则规定，理论界的观点也不统一，而且司法实践中确实难以掌握，因而，成了争议的焦点。
一、轻伤害案件职能管辖的分歧意见
(一)是否需要侦查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款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种强制性措施是指：“讯问被告人、搜查、通缉等，侦查工作本身就具有强制性，有时还与逮捕、拘留等强制措施并用。”同时，侦查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收集证据和运用证据，以此来揭露和证实犯罪和犯罪人，显然，轻伤害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其他刑事案件轻微，行为人对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无需隐瞒和回避，敢于站出来面对面地陈述自己的危害行为，不需要公安机关采取专门措施和运用侦查手段来揭露和证实。因此，笔者认为，轻伤害案件符合《刑法》第134条第1款中规定，属于有原告和被告，因果关系清楚，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
(二)是否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范畴
在轻伤害案件的受理问题上，有的认为，原告应向法院提出控诉，如果原告在事发后先行到公安机关报案，则由公安机关受理。笔者认为，到哪个机关报案就由哪个机关受理，这种认识极为偏颇，片面地理解了“告诉才处理”的这一法律原则。所谓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指的是由犯罪行为直接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提出控告，法院才受理案件。具体地讲就是指《刑法》第145条第1款规定侮辱、诽谤案，《刑法》第179条第1款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182条第1款规定虐待案等这种特定案件。至于《刑法》第134条第1款规定的伤害案不属于这个范畴，伤害案固然需要报案，但并非告诉到哪个机关就由哪个机关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对公检法三机关立案范畴作出明确的分工，目的在于使各司法机关认真负起责任，各司其职，及时迅速地查明案情，惩处犯罪分子，但这一分工不一定为所有控告人、检举人所了解，公检法三机关不论此类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接受报案，然后视其案件性质立即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三)是否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问题
近几年，轻伤害案件的受理查处基本上都是由公安机关承担，一旦案件发生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按直接起诉的形式移送检起，情节轻微，危害不大，退回公安机关，不以犯罪论处，无需提起公诉。而事实上，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经过侦查的案件，不必进行侦查的案件，也不需通过诉讼阶段的“侦查、起诉、审判”的三大环节，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也无须通过检察院再行移交，因为，一个简单的案件增加了诉讼程序，也就延长了查处时间，由于人为的因素使案件复杂化，加大了查处的难度，加重了公安机关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的中心工作。
二、轻伤害案件职能管辖的解决办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规定，法院直接受理不需要侦查有原告被告、因果关系清楚的轻伤害案件；对需要侦查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受理，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难以把握，由于分工上的交叉和是否需要侦查在认识上不一致，造成公安和法院两机关在处理轻伤害案件上各执已见，互相推诿，在群众中也酿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改进立法上的不严谨，管辖权限上重复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办法有二：
解决办法之一，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刑诉法》和两院一部《关于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经验，建议对有关轻伤害案件管辖范围作补充修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或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实施细则，譬如：哪种损伤在什么时间鉴定，哪种结果由哪个机关受理，哪种行为需要侦查等等，划定一条既明确又易于掌握的界限，从根本上解决扯皮推诿的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公安、法院机关在工作中的配合和协调，才有利于互相监督。
解决办法之二，从鉴定结果上划定管辖范围。即以结果论，就是说，公安、法院接到报案后应当积极进行调查，并及时聘请法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微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中的规定作出鉴定结论。如果鉴定结论为重伤，则由公安机关受理，按照《刑法》第134条2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如果鉴定结论为轻微伤，这由公安机关受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治安处罚；如果鉴定结论为轻伤，则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至于轻伤案件中对于案情复杂，影响较大，因果关系不明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协助县人民法院调查，但最终由人民法院处理。这样，既可以避免公安、法院两机关由于受理管辖界限不清而推诿扯皮的问题，又可以减少诉讼程序，做到快审快结，便民利民，及时打击违法犯罪。

[此文于1996年载于四川省公安厅《四川公安法制》]


　　自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推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以来，审判管理逐渐形成了以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为“指挥棒”的综合调控机制。这种以司法统计技术为支撑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决定了审判管理机制主要处于宏观层面。在审判管理不断加强、案件质量宏观数据逐年提升的现行态势下，我们更应该把目光转移到审判管理宏观调控向微观基础的传导上。目前，虽然审判管理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不断夯实，但现实中的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作为身在基层法院、连续学习和关注全国审判管理的笔者，对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博弈有了切身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博弈”这一术语，绝非贬义，而是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审判管理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为进一步完善审判管理制度提供些许思路。

一、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囚徒博弈”

“囚徒博弈”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集体里，有可能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选择，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却是不理性的。尽管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价值导向是公正、效率和效果的有机统一，但是，它强调的是每个案件经过整个审判流程过程后所应具有的综合结果，而因上下级法院之间和法院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不同，各级法院和各个部门面临着不同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评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级法院和各个部门会追求各自部门指标数据的最优化，但这样未必会使每个案件在经过整个审判流程过程后所应具有的综合结果是最优的。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11月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发回重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根据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的立法精神，再审程序中不应强调发回重审为原则。而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上级法院可能基于回避信访风险或错判风险等考虑，并不具体区分再审理由，而笼统地以事实不清、事实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绝大部分再审案件一纸裁定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忽视对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又如，一些法院的立案、审判、执行等部门片面追求各自部门利益，忽视相互工作之间的关系。如立案部门缺乏必要的审查，将一些不适宜法院处理的案件予以立案，造成审理后难以下判；如有的法官对判决主文的可执行性缺乏必要的审查，判决后造成无法执行；如有的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措施失当，引起诉讼保全失效，造成当事人权益难以及时实现等。

二、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空间博弈”

基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各地法院面临的司法需求和审判形势会有较大的差异，其审判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也就会有所侧重。比如，案件数量多、审判压力大的法院侧重于效率管理，而案件数量少、审判压力小的法院侧重于质量管理或效果管理；处于乡土社会的法院会注重调解工作，更强调审判的社会效果，而处于商业社会的法院会注重判决结案，更强调审判的法律效果，为市场经济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和第十三条分别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指标和权数，以实现共性调控与个性发展的和谐共存。然而，虽有立法规定，但近年来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案件质量进行评估时却对此关注不够，仍然用共性的指标体系进行统一的评估。

例如，对于审判压力很大的法院来说，虽将精力集中于效率管理，但它的效率指标数值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法院效率指标数值相比不一定都有比较优势，更不用谈质量和效果其他两个指标数值。一般来说，除了基于案件数量较大的原因而拥有个别指标数值优势外，其他诸多效率指标都会处于相对劣势。为了迎合共性指标体系的评估，有的法院借用“诉调对接”机制，采取案件体外循环的方法，人为不当地提升效率指标数值。再如，对于处于商业社会的法院来说，如果不区分案件性质，一味强调所有案件的高调撤率，则会造成像在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工具等纠纷中无法充分发挥“提供规则指引、培育新型市场”的司法功能。

三、他律与自律之间的“时间博弈”

一项审判管理内容真正的贯彻落实必然经历由开始的宏观他律走向之后的微观自律两个过程。其中，微观的认同是宏观他律走向微观自律的前提条件，经由“认知——情感——行为——内化于心”，最终审判管理内容获得真正落实。但司法实践中，一项审判管理内容得到广泛认同、由他律走向自律并非一帆风顺，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该项审判管理一直持续，宏观管理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该项审判管理不再施力，则宏观管理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该项审判管理有所减弱，往往会出现有违该项审判管理初衷的反向反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对调撤率的强调，各地法院均予以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地提升调撤率指标的数值，相应的，那些年度中，调撤率指标数值也就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据某个媒体报道，个别法院民事调撤率高达100%。然而，随着近年来针对结案率指标的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提出均衡结案的要求。各地法院又把注意力转向均衡结案工作。在近年来均衡结案率指标数值得到明显提升的同时，许多法院的调撤率指标不仅不能保持历史的最佳状态，而且呈现不同程度地下滑趋势。

四、内涵与外延之间的“边缘博弈”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对每一个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目的与功能、计算标准等内涵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尽管某些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外延没有被完全描述出来，但是根据其内涵的规定，结合管理服务于审判的理念，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得出正确的界定。但反观司法实践，部分法院不断在试探每个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边缘区域。

例如，对于当庭裁判率指标的参考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仅规定当庭裁判包括当庭口头裁判和法官主持调解双方当庭签字的案件。司法确认的诉前调解案件是否包含其中，没有明确，从而造成实践中有的法院“理所当然”地将其包含在内，甚至采用各种方法让无需进行司法确认的诉前调解案件进入司法确认程序，用以提升当庭裁判率指标数值。

五、管理与审判之间的“专业博弈”

宏观审判管理部门凝聚着专业管理思维，充斥着审判管理专业人士；微观审判领域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整体审判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

总之，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宏观与微观之间，大到可以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基层人民法院之间，小到可能是某个庭室与其内的法官之间，无论属于那个层次，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的五种博弈，让审判管理宏观调控缺乏坚实有效的微观基础，进而使其管理效果显得有所不足。

那么，如何引导和管理这五种博弈，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协力和管理效果的提升呢？笔者认为，针对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囚徒博弈，在制定审判管理内容时应当充分考虑微观局部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在管理设计中力求宏观整体利益和微观局部利益的和谐统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引导微观局部个体做出理性选择，努力实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功能定位和每个法院内部立审执的兼顾。针对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空间博弈，一方面，探索和制定案件质量评估指标数值的合理区间，扭转目前的单一追求排名的做法，让每个法院在个性管理方面有坚持和发展的空间与时间；另一方面，上级法院改变“一刀切”的评估方案，切实关注每个法院的个性。针对他律与自律之间的时间博弈，宏观层面需要在重点管理方向上加强司法政策宣示和传导，加强微观个体认同的效果，防止不必要的负面反弹。针对内涵与外延之间的边缘博弈，宏观层面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外延，确定清晰的边界，另一方面加强对擦边球行为的专项管控。针对管理与审判之间的专业博弈，宏观层面一要加强对审判管理内容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微观个体传授基本常识，减少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二要实现结果评估指标和过程操作指标有机的统一，给微观个体一个简单明了、易于执行的操作指引。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