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人民法院裁定减免罚金应注意的问题

作者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保利


　罚金属于财产刑的一种，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实施罚金刑，有利于从经济上惩罚、教育犯罪分子。罚金应当缴纳，但在一定条件下，罚金也可以减免，以体现刑罚人道主义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罚金的减少和免除作为罚金刑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问题、还涉及到人民法院内部如何分工问题，更涉及到应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问题，然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的甚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混乱，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一、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可否由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
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程序的启动人民法院可否依职权进行，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罪犯本人、亲属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最了解，是否丧失履行能力当事人最清楚，人民法院不宜越庖代储。这样做即可以防止人民法院滥用刑罚执行变更权，又可以避免因人民法院不适当的减免罚金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起不到惩罚犯罪分子防止犯罪的作用。因此实践中应由罪犯本人、亲属或犯罪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对申请的主体是否适格及申请理由是否适当进行审核，并重点对可以酌情减少或免除的事由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因遭遇不可抗拒而使财产财产减少灭失或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力或需要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费，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是否确实存在。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裁定对罚金进行减免，只能根据有关人员的申请进行。
二、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应由人民法院的哪一部门进行？
罚金刑由人民法院执行，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有争议的是，减免罚金的裁定究竟由人民法院内部哪一个部门作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属行使刑事判决权的合议庭。因为罚金属于一种刑罚，体现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强制性惩罚。其他庭无刑事审判权，不能随意减免。罚金数额是由刑庭根据具体犯罪情节、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决定的，既然是由刑庭作出，其减免权也应在刑庭，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刑事判决的严肃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属于行使执行权的合议庭。罚金的强制缴纳属于刑事执行的内容。虽然判决罚金数额的权力在刑事审判组织，但减免罚金的权力却属于执行权而非审判权的内容。执行组织不能行使审判权，同样审判组织也不能行使属于执行程序的权力。而且不论民事、行政诉讼中，执行裁定均是由执行庭下发，如按照第一种观点，中止执行的裁定则更要由刑庭决定了，显然与法相悖。因此，不能由刑庭制作裁定书，执行庭同样要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审查是否发生了不能抗拒的事实，并不会“随意”减免。
第三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应属于审判监督庭。理由是，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实践中均由审判监督庭进行，财产型与人身自由刑均属于我国的刑罚内容，根据类似情形类似处理的原则，对财产型罚金的减免也应由审判监督庭进行。即可以保持刑罚执行主体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强化人民法院的内部监督，以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根据审执分离的原则，作为判决罚金数额的权力在刑事审判组织，但减免罚金的权力却属于执行权而非审判权的内容。对罚金的减免属于刑事执行的内容，因此减免罚金不应由刑事审判庭进行，因此第一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没有规定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财产刑的减免由执行庭进行。主张减免罚金的权力属于行使执行权的合议庭没有法律依据，第二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三、在裁定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时应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规定。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人民法院裁定减少或免除罚金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首先，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罚金的减免属于刑事诉讼刑罚执行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规定在总则中，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刑事诉讼活动均具有指导作用，各种诉讼行为均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该权力时，理应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其次，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和财产刑罚金的减免都属于刑罚执行的变更。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的裁定如何通知人民检察院以及对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然而却对财产刑罚金的减免如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未作任何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缺陷。在立法未做出修改前，我们应当参照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的监督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罚金减免的裁定后，应及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定不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的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定。这样，既可以保持法律适用的统一，避免出现类似情形却有不同的处理结果的情况发生。又遵守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到了自觉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


“脱团式偷渡”独显现我国对人员非法出入境制度之不完善

刘建昆


　　近日，我国赴韩国旅游人员有44人脱团，被认为是新出现的偷渡方式。偷渡，在我国法律上的正式名称为偷越国（边）境。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偷越国（边）境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对于偷越国（边）境，现行立法只有名词并无明确定义，而我国在刑法和行政法理论上则存在很多误区。主要表现在：1、将“国境”混同于“国界”，而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2、没有认识到偷越国（边）境是一种想象竞合犯，一种行为可能触犯两个国家（地区）的法律。3、忽视了护照兼有出境行政许可的作用，而边防检查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许可。4、误以为偷越国（边）境属于持续犯，追究不受时效约束。
　　在济州岛脱团事件中，相关脱团人员持有的证件形式上合法有效，要求边防机关事先预知即真是出境目的无疑具有难度，但是在后续处理上，44名脱团的“旅客”很可能最终只能以“偷越国（边）境”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分，这说明我国对于人员非法出入境惩处制度相当的不完善。
　　一般来说，完整的人员出入境有以下几个程序组成：1、申领护照（出境许可）2、申领入境国的签证（入境许可）3、我国边防检查（行政许可）4、入境国边防检查（行政许可）。实际上，“偷越”这一术语，很难覆盖各种形式的非法出入境，诸如“脱团”“非法滞留”等行为形式，却都是堂而皇之出境，并在境外实施非法滞留之实的，按说当由行为所在国进行处罚或刑事处分，实务中却都含糊的被纳入国内的“偷越国(边)境”，可以说是大而无准，以至于缺乏理论说服力。另外我国刑法上还有一条“骗取出境证件罪”，貌似比较符合脱团人员的行为，但是，这一罪名的却限定在“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将本人骗取证件排除在外。尤其是，本人骗取证件与非法出境，往往是具有牵连犯关系的，因此被吸收而得不到惩罚。
　　非法出入境作为一种涉及两国（地区）甚至多国（地区）的法律衔接的司法问题，目前理论上的研究还相当不够。可以说，如果不结合《行政许可法》的理论与实务，对偷越国（边）境各种行为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规定，类似“脱团”这种形式的“偷越国（边）境”，始终是没有说服力的。法律必然的落后于现实，这几乎成为法理学上公认的铁律；但是，针对具体的社会现实，对法律不能尽量及时的加以修正，则是立法机关的失职。彻底之计，不如将所谓“偷越国（边）境”改为“非法出入国（边）境”罪名，并单独规定在境外实施的脱团、滞留等行为，这些违法行为虽然不在我国境内，我国仍应当具有管辖权，并依法处理，当然，同时应当视情形与入境国出的司法制度衔接。


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