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防盲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


为在全国更好地开展眼病防治工作，卫生部成立了“全国防盲指导组”，并于1984年12月6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就指导组的任务、全国防盲规划要点、开展宣教、培训工作等如何开创防盲工作新局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建国以来，我国的眼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防盲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如黑龙江省、天津市已完成了眼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基本摸清了眼病流行情况及致盲的主要因素。还有不少省、市也开展了防盲试点，并逐渐扩大。但由于我国地广人多，经济
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等不同，这项工作开展还不普遍，一些地区对眼病流行情况尚不清楚。
随着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眼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据一些地区流调资料分析、推算全国约有盲人400—500万。失明的原因也有了很大变化，由于老年性眼病如白内障、青光眼等引起的失明已上升为第一、二位，先天性眼病、眼外伤、动脉硬化、糖尿病等引起的
失明也相对增加。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防盲工作。
要求各地：
1．加强对防盲工作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的防治组织。
2．适当解决一点防治经费，提供开展防治工作的基本条件。
3．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的防盲工作规划。
4．加强防盲人员培训，不断壮大防治队伍，并妥善解决防盲专业人员的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附件一：1985——1990年全国防盲工作规划要点（试行）
建国以来在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指引下，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眼科工作者在防治沙眼和防盲治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卫生部曾于1958、1960年先后在哈尔滨、芜湖召开了全国防治沙眼现场会议，有力的推动了全国防沙防盲工作的开展，使沙眼患病率和盲人率有了
明显的下降，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防盲工作有所恢复，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在第二届全国眼科学术会议期间决定统一采用世界卫生颁布的盲目标准，1981年中华眼科学会沙眼和防盲协作组在广州开会提出
加强防盲治盲工作。1982、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合作，先后在北京、北戴河举办了眼科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讲习班。1984年中华眼科全国会议上决定将沙眼和防盲协作组改名为防盲协作组，这些都为全国防盲指导组的成立和制定全国防盲工作规划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建设已跨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不但生活对人们视力的要求日益提高，而且全面开展眼保健工作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也逐渐具备，因此，在我国全面地、有计划地进行防盲工作，并使之成为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
障人民健康、促进四化建设，是摆在全国卫生工作者特别是眼科工作者面前的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民风俗习惯差别很大，经济发展和卫生状况极不平衡，眼病和盲目的流行情况有很大差别，根据最近二年来采用统一标准后各地流调资料分析，盲人率最高的为安徽（0．69％）、最低的为黑龙江（0．21％），平均为0．34％，推
算全国约有盲人为400—500万人。虽然较其他发展中国家（0．6—5％）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0．2％以下）仍有差距，还必须花费很大力气，力争在眼科保健方面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设施的普及和积极开展防治眼病的效果，我国失明原因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沙眼、角膜软化症等传染性和营养不良性疾病所引起的失明，已由解放初期的第一、二位降到第三、四位。而老年性眼病，如白内障、青光
眼等引起的失明则上升为第一、二位，成为主要致盲眼病。因为先天性遗传性眼病、眼外伤、动脉硬化、糖尿病等引起的也相对增加。随着国民经济和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平均寿命的延长，结合人口政策的有效贯彻，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进一步向老年化发展，这样因老年性眼病
而失明的人数将会大量增加，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可以预言到下一个世纪，眼科保健和防盲工作将面临不利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搞好全国的防盲治盲工作。
任务：1990年以前，全国各个地区普遍有计划的开展防盲治盲工作，争取到本世纪末将我国盲人率降低到0．3％以下。
措施：
1．切实将防盲治盲工作纳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议事日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制订各地的防盲规划，并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2．各地应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盲指导组，加强对防盲工作的指导，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在1988年以前对本地区的眼病流行情况、盲人率、致盲原因、人力资源、眼科医疗设施等情况进行一次调查，为制订本省和修订全国工作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绘制中国盲人分布地图提供资料。
4．大力培训眼科医务人员，逐步建立省、市、县的三级防治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应形成一个适应防盲工作需要的中心。县一级到1990年要普遍建立眼科专科，并配备有裂隙灯、角膜显微镜，能开展常见内外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的防治工作，成为县的防盲工作
技术指导中心。有条件的省应在中心乡医院建立眼科或五官科，并逐步培训大队医生，加强基层眼病的防治工作。
5．在进行流调和培训医务人员的同时，应利用医疗小分队、防盲医疗队等形式，积极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白内障、青光眼、眼睑内翻进行治疗工作，以迅速降低盲人率。在沙眼患病率较高和沙眼程度较重的地方，应积极开展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工作，以降低沙眼患病率和减少因此而
来的盲人。
6．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形式，普及防盲治盲知识，达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唤起整个社会的重视，使防盲工作能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7．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经常研究本地区防盲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随时检查和总结经验教训，做出评价，以便修订计划和改进工作。
8．在适当时机，在进行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召开全国防盲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对开展防盲工作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与奖励。对开展工作不力的地区要给予批评，并限期做好工作。
9．要求各地将防盲工作规划和防盲指导组成人员名单在1985年底以前报卫生部卫生防疫司，抄送全国防盲指导组办公室。

附件二：全国防盲指导组章程
为加强全国防盲治盲工作的指导，充分调动眼科工作者及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搞好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协作，保证全国防盲工作规划的实现，开创眼病防治工作的新局面，在卫生部的领导下，成立全国防盲指导组。
性质：全国防盲指导组是在卫生部领导下的，由卫生部有关行政领导参加、由卫生部根据需要聘请的若干热心眼病防治工作，具有防盲治盲经验和业务指导能力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以开展好全国防盲工作为目的的专业性组织。
组织：全国防盲指导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秘书一人、会计一人。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各地可成立相应的组织。
任务：
1．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制订全国防盲工作规划；协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各地的防盲工作规划，组织和推动防盲工作的开展；
2．经常研究全国防盲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组织各地协作，指导并监督防盲规划的实施；
3．统一全国防盲工作中各种检查和诊断标准，统一防盲的分类方法；
4．与全国眼科学会防盲学组充分合作，不断总结防盲治盲经验，通过资料交流、出版刊物和召开区域性或全国性会议交流防盲工作经验；
5．组织编写和出版适用于基层防盲工作的资料和对群众进行防盲教育的宣传品；
6．利用各种形式开办眼科流行病学学习班、防盲学习班等，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区的防盲骨干；
7．受卫生部的委托，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盲工作进行检查或评比；
8．对卫生部进行对外技术交流及合作项目提出建议；
9．每1—2年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全国防盲工作进展情况和制订年度的工作计划；
10．随着防盲工作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在必要时通过全组会议讨论通过，对章程进行修订。



1984年12月31日
　　　　　　　　　　　经过认定的“街拍小偷”可作处罚证据
　　　　　　　　　　　　　　　　　　　　　——与王贵松教授商榷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开展了“大家拍小偷，携手保平安”活动。中国人民大学王贵松教授为此撰文称“街拍小偷”不可以作为处罚依据，但是笔者认为王教授的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街拍小偷”可以作为对嫌疑人进行处罚的证据。

　　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向国家举报这种危害行为，以免使自己成为这种行为的潜在受害者。“小偷小摸”的社会危害性看似不大，但却具有多发性、普遍性从而对群众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例如钱包被盗，可能里面只有银行卡、身份证和少量的现金，失主的损失似乎不大，但是补办身份证、银行卡却费时费力，给失主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的窃贼还可能利用银行审查不严的缺陷，用失主的身份证将失主银行卡内的现金“洗劫一空”，给失主造成损失。可以说，“小偷小摸”、扒窃这种行径为广大群众所痛恨，但是由于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社会风气不正、道德滑坡等原因，很多现场的群众对此也是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以免遭受报复。现实中，当场制止违法行为而遭受惨烈报复的案件不在少数，正如王教授所说：“于盗窃行为而言，缺乏街拍信息往往就无法判断是否为违法嫌疑人所为。因为偷窃行为一般具有瞬间性，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发生，街拍信息就有固定过程的作用。警方不接受这一信息，往往就在证据链条上缺少了关键的一环。”因此，公民将盗窃过程拍摄后再向警方举报则是一种既保护自身安全又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的最优选择。南宁警方开展的“大家拍小偷，携手保平安”活动，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警方对行政处罚和刑事侦查中调查取证权的委托和转让，可以认为是警方对公民行使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这一权利的提醒和倡导。

　　在证据认定上，不能一概否定“街拍小偷”的证明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市民所拍摄“小偷小摸”、扒窃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对嫌疑人进行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定案根据，需要警方或者法官结合被害人陈述、嫌疑人供述等材料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方面予以审查后作出认定。如果该视听资料经过审查或者质证，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方面符合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如郑州的闪志强用DV所拍摄的一些盗窃过程的视听资料，就成为警方定案的根据之一。如一些地方的警方通过悬赏目击证人而获得的相关资料，也成为了定案的根据之一。

　　相较于对当场制止违法行为遭受报复而受伤害者授予见义勇为称号，对拍摄“小偷小摸”行为后再向警方举报者给予小额奖励，应是一种既打击犯罪又减少公民不必要损失的明智之举。对打击违法犯罪，现代社会倡导“智取”，不倡导“蛮攻”。就如政法工作者在单独遇见“小偷小摸”者行窃时，也不一定有胆量当场制止，但是如果将这一行窃过程拍摄后提交给警方，恐怕多数公民都可以做到。制止违法犯罪，我们不应成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以免我们自己在遭受侵害时他人也无动于衷。如果每一位公民都行动起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同违法做罪做斗争，我们的社会治安定会日益好转，我们的安全感也会逐渐提升。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