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八号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经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1年12月20日修订，现予公布，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

　　（1993年11月10日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1年12月20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施工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新建、改建、扩建、重建的建设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必须招标的工程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征地、拆迁、设计、垫资和介绍建设用地等为条件，或以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消防等专业为理由，要求工程发包人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其指定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第五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
　　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建设项目管理权限对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市政府交通、水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对有关专业建设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投诉，接到投诉的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书面答复。

第二章 招标范围和方式

　　第七条 建设工程发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一次发包工程造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一次发包工程造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200万元人民币以下，但工程总造价在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第八条 下列建设工程是否实行招标发包，由投资者自行决定：
　　（一）全部由外商或者私人投资的；
　　（二）外商或者私人投资控股的；
　　（三）外商或者私人投资累计超过50%且国有资金投资不占主导地位的。
　　通过发行彩票、募捐等形式募集的社会公共资金进行工程建设的，比照国有资金进行招标。
　　本条例所称控股是指投资占50%以上。
　　第九条 建设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区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
　　（一）停建或者缓建后恢复建设的建设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二）施工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且该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该企业有直接控股的施工企业，且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四）在建工程追加的与主体工程施工不可分割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经市政府依法确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的建设工程和经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批准的应急建设工程，不适宜进行公开招标的，可以邀请招标或者不进行招标。
　　第十一条 招标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施工企业投标，并按本条例规定程序选定中标人的招标方式；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施工企业参加投标，并按本条例规定的程序选定中标人的招标方式。
　　依照本条例规定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一次发包工程造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公开招标；其余工程可以邀请招标。
　　第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未实行施工总承包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将未列入招标范围的专业工程按本条例规定另行组织招标。
　　提倡对分包工程实行招标发包。分包工程的招标工作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

　　第三章 招 标

　　第十三条 施工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按规定办理计划立项手续；
　　（二）已按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有满足施工招标需要的设计文件和其他技术资料；
　　（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不得少于工程造价的50%；建设工期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不得少于工程造价的30%。建设单位应当持有银行出具的资金到位证明或者财政部门出具的资金落实证明。
　　第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应当进入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进行招标投标活动。
　　交易中心是市政府批准设立，为工程发包与承包活动提供场所、信息和咨询服务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交易中心应当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交易中心不得代理组织招标和参与评标定标活动，不得从事与提供场所、信息和咨询服务不相一致的行为。交易服务的收费标准和办法由市政府制定公布。对未进入交易中心招标的工程，不得收取交易服务费用。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有关交易规则，对交易所涉事项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应当在交易中心为建设单位办理施工招标备案、合同备案、工程质量监督、施工安全监督以及施工许可证核发等手续。
　　除依照本条例规定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以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不得因某项工程未在交易中心招标而影响其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可以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施工招标。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其招标代理资质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禁止招标代理机构从事同一工程的招标代理和投标咨询，禁止转让招标代理业务。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7日前，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
　　（一）本条例第十三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
　　（二）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三）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需提交符合自行招标条件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备案材料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十八条 采用公开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在交易中心信息网发布招标公告，招标公告连续发布应不少于3个工作日。招标人也可以在其他媒体上发布招标公告，但公告内容应当与在交易中心发布的一致。
　　采用邀请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向3个以上符合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发出投标邀请书，同时将招标信息在交易中心信息网公布。
　　第十九条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和住所；
　　（二）招标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
　　（三）工程投资来源；
　　（四）工程承包方式；
　　（五）投标人的资质条件要求；
　　（六）招标工作时间安排；
　　（七）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
　　投标邀请书还应当载明邀请的投标人名称。
　　第二十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工程的需要，对投标申请人依法进行资格预审。资格预审办法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不采用资格预审方式的，符合资质条件报名的投标申请人均可参加投标。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资格预审的条件以及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办法。
　　第二十一条 资格预审文件一般应当包括：
　　（一）资格预审申请书格式；
　　（二）申请人须知，其中必须明确规定资格预审的程序、评审的标准和方法；
　　（三）需要投标申请人提供的企业资质证明；
　　（四）在建工程、以往工程或者类似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五）拟投入本工程的技术装备清单；
　　（六）财务状况证明材料；
　　（七）拟派出的项目经理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简历、业绩等证明材料。
　　第二十二条 禁止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招标人提出的资格预审条件使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少于6名的，视为不合理条件，但符合资质条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超过6名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均可参加投标。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数量过多的，招标人可通过随机抽取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从中选择7至11名参加投标。
　　第二十四条 资格预审结束后，招标人应当作出资格预审决定，并书面通知所有投标申请人，同时告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招标人应当将资格预审结果在交易中心公示3个工作日。
　　第二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工程的特点和需要，参照招标文件示范文本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投标须知，包括工程概况，招标范围，资格审查条件，工程资金来源或者落实情况，标段划分，工期要求，质量标准，现场踏勘和答疑安排，投标文件编制、提交、修改、撤回的要求，投标报价要求，投标有效期，开标的时间和地点，评标的方法和标准，投标担保和履约担保要求，合同授予条件等；
　　（二）招标工程的技术规范要求和设计文件；
　　（三）工程量清单（无法提供工程量清单的特殊工程除外）；
　　（四）投标函和投标报价表的格式及附录；
　　（五）拟签订合同的格式及主要条款；
　　（六）招标所需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六条 招标文件中对评标方法和标准的规定应当详细、具体，能够满足评标的需要。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报告（采用资格预审的）、合格投标申请人名单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备案材料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二十八条 招标文件一经发出，招标人不得擅自变更其内容或者增加附加条件；确需变更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日期7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同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投标截止日期7日前，根据需要，可以由招标人组织投标人踏勘工程现场及其环境、解答招标文件的疑问并形成纪要作为招标文件的补充，送达所有投标人，同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一般不得少于20日，一次发包工程造价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不得少于10日。
　　第三十一条 招标人对于发出的招标文件可以收取工本费。

第四章 投 标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工程的能力，具有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并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未办理前款登记手续的，投标无效。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并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招标文件允许投标人提供备选标的，投标人可以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替代方案，并作出相应报价作备选标。
　　第三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以综合单价的形式自主确定投标报价。
　　第三十五条 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工程依法进行分包的，应当将拟分包工程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第三十六条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对已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撤回，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七条 投标人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向招标人提交由银行、保险公司或者专业担保公司提供的投标担保。
　　投标担保可以采用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金的方式，担保金额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2%，最高不得超过80万元人民币。
　　第三十八条 投标人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向投标人出具标明签收人和签收时间的凭证，并妥善保存投标文件。
　　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投标文件。在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招标人不得接收。
　　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3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三十九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参与公平竞争，不得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等手段谋取中标。
　　第四十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竞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五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四十一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并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
开标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四十二条 开标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人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招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读。
　　招标人应当记录开标过程，并存档备查。
　　第四十三条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效：
　　（一）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予以密封的；
　　（二）投标函未经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投标人印章的；
　　（三）委托代理人没有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的；
　　（四）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担保的；
　　（五）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未附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的；
　　（六）招标文件明确规定无效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评标工作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工程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总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评标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应当由招标人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库中的专家不能满足评标需要的，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招标人可另聘专家。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四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进入专家库的专家组织有关法律和业务培训，对其评标能力、廉洁公正等定期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称职或者违法违规的评标专家，要取消资格。被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的人员不得再参加任何评标活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规定，制定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第四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责任。
　　评标活动实行封闭式管理，在中标结果公布前，禁止评标委员会成员及招标人的工作人员以任何方式私自接触投标人。
　　第四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中有疑问的部分，可以要求投标人解答或者作出书面澄清，但解答或者澄清内容不得对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对于不符合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应当不予评审。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投标人的投标作废标处理：
　　（一）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
　　（二）投标人的报价可能低于其成本，该投标人又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
　　（四）投标人的投标未能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五）设有标底时，投标人的报价高于标底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评标委员会根据前款规定否决不合格投标或者界定为废标后，因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投标人少于三个或者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条例重新招标。
　　第四十九条 评标应当优先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采用该方法确定的中标人的投标应当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其成本的除外。采用其他评标方法评标的，中标人的投标应当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以评分方式进行评标的，对于各种评比奖项不得额外计分。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的评标规则。
　　第五十条 标底是招标人控制工程造价的最高限价，标底应当在投标截止日期3日前同时向所有投标人公开。
一个招标工程只能编制一个标底。
　　第五十一条 按本条例规定必须实行施工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根据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标底。标底应报造价审查机构审查。招标人对标底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审。标底审查、复审工作应当在投标截止日期3个工作日前完成。
　　第五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程序、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
　　评标完成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推荐不超过两名有排序的中标候选人。
　　第五十三条 评标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并由全体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字：
　　（一）评标情况。包括评标委员会的产生过程、组成人员名单、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的综合评审意见；
　　（二）评标结果。包括对投标人的排序、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或者按照招标人的授权确定的中标人；
　　（三）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原始评标资料等附件。
　　第五十四条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招标人应当按照中标候选人的排序确定中标人。当确定中标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招标人可以依序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五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在投标有效期截止时限30日前确定中标人。
　　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第五十六条 招标人应当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7日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同时将中标结果在交易中心公示3个工作日。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自收到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招标人可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中标人的投标报价为合同价；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订立书面合同之日起7日内，招标人应当将合同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中标人将工程分包的，应当自订立合同之日起7日内，将分包合同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应当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向招标人提交由银行、保险公司或者专业担保公司提供的履约担保，履约担保数额不得低于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十。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中标的，履约担保数额不得低于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十五。
　　招标人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由银行、保险公司或者专业担保公司出具的与履约担保数额等额的工程款支付担保。
　　未提供履约担保或者工程款支付担保的，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工程担保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五十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应当在７日内退还投标人的投标担保：
　　（一）中标通知书发出，中标人签署了工程承包合同；
　　（二）招标过程因正当理由被招标人宣布中止；
　　（三）招标失败需重新组织招标；
　　（四）投标有效期满而投标人不同意作出延长。
　　第六十条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或者中标资格，并没收其投标担保，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担保数额的，对超过部分可以要求赔偿。
　　（一）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文件；
　　（二）中标后拒绝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三）中标后未提交履约担保。
　　第六十一条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双倍返还投标人的投标担保，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招标文件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中止招标；
　　（二）确定中标人后拒绝与其签订工程承包合同。
　　第六十二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工程，也不得将中标工程肢解后分项转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招标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应当招标而未招标、将招标工程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或者应当公开招标而未公开招标的，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二）未依本条例在交易中心进行招标的，处工程合同价款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三）未办理有关备案、报告、批准、确认手续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泄露应当保密的招标投标事项的，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或者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六）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与中标人订立合同的，或者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或者拒绝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七）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与投标人串通招标投标的，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九）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招标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开标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无效，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招标代理资质而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超越资质等级承接招标代理业务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转让招标代理业务，或者从事同一工程招标代理和投标咨询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六个月。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在工程招标代理过程中发生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违法行为的，按本条例第六十三条对招标人的处罚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暂停其工程招标代理业务一年，并可报资质审批机关吊销其工程招标代理资质。
　　第六十五条 投标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相互串通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或者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并暂停其投标资格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未中标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以下的罚款。
　　（二）以他人名义投标、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投标的，处工程合同价款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并暂停其投标资格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未中标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以下的罚款。
　　（三）将中标工程整体或者肢解后转让给他人的，转让无效，处转让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征地、拆迁、设计、垫资和介绍用地等为条件，或者以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消防等专业为理由，要求招标人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其指定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所签承包合同无效，对承包人及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消防等部门各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贿赂、私自接触投标人或者泄露应当保密的招标投标事项的，没收其收受的财物，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取消其评标资格，禁止参加任何招标工程的评标。
　　第六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造价审查机构、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单位被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依照本条例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条例规定中标无效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重新确定中标人或者重新进行招标。
　　第七十一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权限作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可以不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单位可参照本条例进行招标，但应当在工程招标或者直接发包5日前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摘要：两岸刑事法对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俱设有惩罚明文。因违法的情状不同，故在立法模式、构成要件、行为样态、刑罚种类与程度等方面，均有差异。是否可以扩展合作领域，以共同打击该类犯罪，亦值研究。
　　关键词：假冒伪劣商品、药事法、食品卫生管理法、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一、 前言
依字面解释， “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分为假冒和劣质商品两种类型。可能存在假冒和劣质商品的范围至广，包括食品、药品、农业生产原料、卫生医疗器材等均是。生产、销售该类“假冒伪劣商品”，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经济秩序，还可能对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我国台湾地区的”塑化剂”，与大陆地区的”三聚氰胺” 事件，均为例证。两岸刑事法对之亦都设有惩治明文，惟因法治环境?违法背景不同（注1），故相关规定，无论在立法模式、犯罪构成、行为样态、刑罚种类与程度等，彼此均有相当的差异。如能配合两岸刑法理论，予以系统地比较分析，相互借鉴，相信对双方学术研究与实务操作的完善，均有裨益。
其次，有鉴于近期两岸在协议共同打击犯罪工作上，成果斐然。是以就能否扩展双方合作领域至上述不法行为，其中有无窒碍，本文并予着墨，期以就教于先进。
二、 两岸相关规定比较
（一） 关于立法模式
严格来说，台湾地区法制中并无所谓“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一词，将其专项列入研究者，亦不多见。为利比较，笔者乃逐一对照大陆地区《刑法》相关规定，于台湾地区主刑法与特别刑法中，查找出相同或类似的刑罚处罚规定，整理如下：
1、规定于《刑法》（主刑法）
具??⒁?第 11 章《公共危险罪》第 191 条：”制造、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妨害卫生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第 191之1 条：”对他人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物质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项）”将已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混杂于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者，亦同。”（第2项）”犯前二项之罪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项）”第1项及第2项之未遂犯罚之。（第4项）”；第 192 条第1项：”违背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之检查或进口之法令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
2、 规定于经济刑法（附属刑法）（注2）
条项繁多，包括《药事法》第 82-89 条；《食品卫生管理法》第34条；《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1-23、26 条；《烟酒管理法》第46、48-50条；《农药管理法》第45-49条；《饲料管理法》第26、27条；《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第33、35条；《环境用药管理法》第42-45条；《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7条等。
至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假冒伪劣商品犯罪”，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1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140-150条；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与2011年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此外，并以２００１年４月５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7月8日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6月25日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16-24条；；2009年2月24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85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抓紧从严打击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的通知》；2001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加上若干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典型案例，如”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999年总第59期）等，作为上述《刑法》条文的补充规范。
由立法来看，大陆地区对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法律调控，是经历一个由粗疏简单到缜密详备的过程。之前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主要系依据1979年刑法典中关于制造贩卖假药罪、投机倒把罪、假冒商标罪、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玩忽职守罪来进行定罪处罚。并未集中、系统地规定该类犯罪。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各种相关犯罪案件日益严重突出。为适应现实需要，1993年7月2日人大常委先通过《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增加了定罪内容，并调整法定刑度。1997年修正刑法典后，在上述基础上，除专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保留《决定》的9种犯罪，又进一步统一了定罪量刑标准，也调整了部分犯罪罪状与法定刑幅度（注3）。
对比大陆地区的”集中式”立法，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仿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注4），采取前列”分散式”的立法模式，将与“假冒伪劣商品”相关的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于其《刑法》法典，与其他具有经济刑法性质的规定当中。
这种分散式的立法，与”立法院”议事效率不彰、刑法典大修不易、行政管理的方便，与国民政府迁台后因应非常时期、戒严时期或动员戡乱需求，大量制定特别刑法等现实因素，不无关系。客观地加以检讨，?立法模式优点在于：一、可配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针对市场商品种类与违法行为态样，分门别类，专项的调整因应。比如，台湾地区对于食品、健康食品、食品容器包装、食品添加物、药物、医疗器械、农药、饲料、动物用药、环境用药等，均分设独立处罚规定，调控范围即较大陆地区为广。又比如在犯罪样态上，关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表述，大陆地区规定的“生产”、”销售”，解释上包括一、掺杂、掺假；二、以假充真；三、以次充好；四、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注5）。虽简明扼要，但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难于把握（注6）。而台湾地区则是把各种行为形态，即”制造”、 ”加工”、 ”贩卖”、”供应”、”公开陈列、 ”意图贩卖而陈列”、”输出”、”输入” 、”供应”、”调剂”、”调配、”运送”、”寄藏”、”牙保”、”转让”、”分装”、”储藏”、”贮存”、”广告”、”标示”、”作为赠品”等一一罗列，相对具体明确，也降低了认事用法的概括模糊；二、立、修法上可保持弹性机动。以台湾地区1975年制定公布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为例，迄经7度修正，由立法之初的32个条文，增加到目前的43条。2010年1月27日特针对欧、美、日爆发的牛海绵状脑病或新型库贾氏症病例（狂牛症），修正第11条第3项。近日又为利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修正部分条文，将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牛肉，解禁开放进口，即为例证。
不可讳言的，就刑事立法政策与社会心理学观点言，此分散式的立法，也存在如下的缺点。一方面，因上述经济刑法，在体制上，是以民商、经贸、医事、农业等行政管理为主，?有于行为违反禁制规定情况严重时，始附带地科以刑罚。故虽有刑法的内在实质，却无刑法的外观形式，极易为社会大众与司法人员所忽略，造成刑罚威吓性被隐蔽，减低了一般预防的效果（注7）。另方面，也因逸脱了刑法法典原本较专业严谨的修正程序，立法当局可能出于疏忽，而将一些原应该赋予行政罚的违法行为，轻率地课加刑罚，致使大量的行政法规藉以变形为实质刑法，造成屡受学者批判的”刑法膨胀”或”刑法肥大症”现象（注8）。
（二）关于保护法益
台湾地区《刑法》上开规定，均列于其第11章《公共危险罪》。另参照各法的立法宗旨，如《食品卫生管理法》第 1 条：”为管理食品卫生安全及质量，维护国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 条：”为加强健康食品之管理与监督，维护国民健康，并保障消费者之权益，特制定本法”；《环境用药管理法》第 1 条：”为防止环境用药之危害，维护人体健康，保护环境，特制定本法。”；《饲料管理法》第 1 条：”为保持饲料质量之水平，促进畜牧及水产养殖事业之发展，以维护国民健康，特制定本法。”，足见法条保护法益，兼为社会法益与个人法益，认识上并无疑误。
至于大陆地区《刑法》中所规定的伪劣商品犯罪，?S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虽有不同观点，但依照通说，其侵犯的客体应属复杂（双重）犯罪客体，即除市场的监督管理秩序外，更重要的还包括不特定多数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有人即批判，应从重视保障人权角度出发，将比如第141条的生产销售假药罪，或第144条的食品安全犯罪，相应地修法，改置入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注9）。
（三）关于犯罪构成（犯罪数额）
我国台湾地区上述犯罪，除设有处罚加重结果之规定外，一般均属行为犯，无待犯罪结果发生即成立。并无如大陆刑法第140条”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或第147条（2万元为起点），对于犯罪构成，设有销售金额或犯罪数额的前提要件（注10）。
上开数额犯的限制，除在既未遂问题上，争议较大外。据研究，也导致了大陆地区司法实践中，一些行政部门以伪劣商品生产、销售者实际销售不足5万元为由，将该类行为仅科以行政处罚，草草结案，司法机关也据此不作有罪认定，致使大量仍处于未遂或预备阶段的伪劣商品犯罪，逃避了刑事追究，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注11）。
论者或引用（台）”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 4225 号判例”行为虽适合于犯罪构成要件之规定，但如无实质之违法性时，仍难成立犯罪。本件上诉人擅用他人之空白信纸一张，虽其行为适合刑法第335条第一项之侵占罪构成要件，但该信纸一张所值无几，其侵害之法益及行为均极轻微，在一般社会伦理观念上尚难认有科以刑罚之必要。且此项行为，不予追诉处罚，亦不违反社会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自得视为无实质之违法性，而不应以绳之以法”意旨，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尽管在其法条中没有”量的情节”限制，但并非一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即构成犯罪，只有该行为的违法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方令负担刑事责任。基此，故认两岸在犯罪构成上有相同之处。
然查，上开判例仅具有事实上拘束力，解释上亦只限于侵占犯罪始有适用。该判例固曾被留日学者引申作为”可罚违法性理论”的??例，但该理论尚有标准不明、易流于主观恣意导致不公、混淆犯罪构成中违法性要件的判断等诸多问题，故学界多不认同。况个人以为，台湾地区《形事诉讼法》第253条（检察官不起诉）、第326条（法院法官晓谕撤回或驳回自诉），已有”微罪不举”制度之设，犯罪质量轻微的不法案件，在台定罪机率极小，故上述判例的适用实益，不无疑问。
（四）关于行为犯与结果犯（结果加重犯）
按理，生产（制造）、销售（贩卖）假（伪）药、劣药，原即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大陆地区经《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在《刑法》第141条第1款删除了向来影响立案侦查与有罪认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降低入罪门坎以后，与相类的台湾地区《药事法》第82、83、85条等规定相比，两岸对于生产、销售假（伪）药、劣药犯罪，已同样定性为行为犯，即行为人只要单纯实现生产（制造）、销售（贩卖）假（伪）药、劣药的构成要件事实，无待任何结果发生，即足以成立犯罪（注12）。
另对于违反卫生管理规定，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制售，台湾地区《食品卫生管理法》于2000年修正，依新法第34条第1项规定，违反同法第31-33条关于食品卫生管理之规定，如其行为”不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属仅处以罚款、吊销其营业或工厂登记证照之行政罚的范围，仅其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始得依同法第34条第1项规定科以刑罚。故该类刑事犯罪，台湾地区不仅定位于结果犯，且为结果加重犯。相较而言，大陆地区《刑法》第143条，系以”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作为构成要件，故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之危险时，即构成此罪。学界通说认为，这种所谓”足以引起某严重物质性危害结果”的明示性规定，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志（注13）。基上，从实害犯与危险犯区分的角度言，对于食品安全，大陆地区掌握、制裁相关犯罪的纵深与时点，显然较台湾地区更为前沿。
又两岸的法条中，均可见到结果加重犯的特别规定，如台湾地区《药事法》第82条第2项、第82条第3项之”因而致人于死者”、”致重伤者”；《食品卫生管理法》第34条第1项之”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大陆地区《刑法》第141条第1款之”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143条之”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后果特别严重的”。针对上述大陆地区《刑法》所规定”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加重结果，有谓行为人对之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实施犯罪时，既可能希望有严重结果之发生，也可能是放任严重结果之发生（注14）。
上述见解，笔者不能赞同。盖因：一、所谓”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出于故意，已为违犯基本构成要件之行为，但因过失致生加重结果，该行为与加重结果具因果关系，且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虽能预见，但并未预见，而法律对之有特别规定加以处罚的犯罪。究其本质，可谓综合故意与过失的特殊犯罪类型。对于加重结果，如有预见，则应以使加重结果发生之未必故意犯论处，应不属结果加重犯之范畴（注15）；二、就大陆《刑法》第141条第1款规定而论，生产、销售假药者，如已预见其行为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仍放任为之，则于以上加重结果发生时，衡诸犯罪过程，该生产、销售行为，不过是故意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的方法而已。其恶性要远超过单纯的生产、销售。此际应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伤害或杀人罪论断，终非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结果加重犯可比（注16）。
（五）关于购买使用医疗器材者的责任
于我国台湾地区，倘无制造、输入、贩卖、供应、调剂、运送、寄藏、牙保、转让或意图贩卖而陈列等情事，单纯购买使用不良医疗器材的医疗机构或者个人，不过受有行政处罚，仅在造成重伤或死亡结果时，得按其《刑法》过失或业务过失犯罪论处（第276、284条）而已。
反观大陆地区，《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则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前款规定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并有偿使用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4款：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即按”两高”的司法解释，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的购买使用劣质器材，均应科予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并要从重处罚。
个人以为，此举或出自紧急防疫、控制突发灾情的需求，故藉加重购买使用者的刑责，来遏制劣质医用器材的蔓延。将经营行为等同于销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恐有下列理论上的争议：一、以司法解释"扩大"本罪适用（注17），等于创设刑法原所无的新罪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二、将虽然不知道，但”应当知道”，也纳入犯罪该当要件，似不符刑法”例外处罚过失犯”的原则；三、衡诸常情，医疗机构或者个人购买使用劣质器材，一般系出于贪小便宜、节省成本的?且心理，主观上恶性不大，客观上如并未有致人死亡、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仍视同可能危害多数人生命健康的销售不符标准医用器材罪，更予从重处罚，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无抵触。
（六）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从实践经验来看，假冒伪劣商品的危害，与国家监督管理体制的缺失或其所属人员的失职，实有密切关系。
我国大陆地区《刑法》第414条原规定，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追究刑责。为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道，体现重视食品安全，《刑法修正案（八）》49增设第408条之1，特别将食品监管渎职行为从滥用职权罪分离出来，单独设罪。解释上，?条第1款之”滥用职权”者，主观上包括直接与间接故意，而”玩忽职守”者，主观上是过失（注18）。
对比检讨我国台湾地区，倘公务员对于主管或监督商品、食品生产、销售事务，直接、间接图利、要求、期约、收受贿赂，或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共犯包庇者，虽亦有《贪污治罪条例》，或前揭特别刑法，例如《药事法》第89条公务员加重处罚条款，可予相绳。惟对于公务员的怠忽职务一节，台湾地区《刑法》于第130条明定的公务员废弛职务酿成灾害罪，却仅见适用于防灾、传染病检疫等少数侦察案件，加以实务将之定位为故意犯，不罚及过失（注19），故定罪机率大幅降低，或可能因此助长了该地区公务员的怠惰与侥幸心态，实属可议。
（七）与诈欺（骗）罪的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刑法》修正，废止牵连犯、常业犯规定之前，按实务运作，如行为人以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为业，则与常业诈欺犯罪之间，构成方法与结果之牵连关系，可从重论处以常业诈欺罪刑（注20）。修正之后，行为复数改采一罪一罚并合处罚（数罪?v罚），最高执行刑为30年（第51条第5款）。
大陆地区学者则认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在客观行为表现上具有欺诈因素，但存在真实交易活动，交易目标确实存在，具有一定成本，数量也是充分的，只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主观上在于获取有偿的暴利。故应与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商品，隐瞒交易真相，交易目标往往不存在，或标的无价值，主观上无真实交易意图，仅出于非法占有财物目的之诈骗罪，清楚区隔。但仍与合同诈骗罪间，存在一定的交叉竞合关系（注21）。
（八）关于刑罚的种类与程度
两岸对于相关犯罪，依据犯罪情节，均规定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主刑，与罚金、没收的从刑（附加刑）。较大差异，在于最高法定刑。不约而同的，两岸都将生产制造假（伪）药与食品下毒两种犯行，列为最重刑的科处对象。
依据台湾地区《刑法》第 191之1 条第3项，对他人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物质，或将已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混杂于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因而致人于死者（千面人条款），与《药事法》第 82 条第2项，制造或输入伪药或禁药，因而致人于死者，最高均可处无期徒刑。
同类犯罪，倘依大陆地区《刑法》第141条第1款，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与第144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同法第141条的规定处罚，则可科处死刑。
相形之下，显然大陆地区处罚较重。个人以为，关于科刑轻或重的问题，与各地区社会背景、人权法治与犯罪违害程度攸关，诚属仁智互见。但对于此类商品交易犯罪，基于确保经济发展，保障业者合法经营的观点，在立法上，选择以刑法介入市场领域之际，应极为谨慎，避免有过度目的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注22）。职是之故，除研究刑罚是否有轻缓的空间外（注23），其与行政罚之间的界限何在，两者如何分工，亦是一大课题（注24）。
二、 两岸共同打击相关犯罪问题
（一）共同打击犯罪范围
早期曾有自大陆地区运送伪药、禁药至台湾地区，于后者受理管辖时，引发法律上系属”单纯运送”或”国外输入”争议的案例（注25）。近期两岸社会，则均曾受到过对方”黑心商品”的威胁（注26）。随着双方交流开放与ECFA的签定实施，在彼此人员、货物的大量、自由、快速地流动中，跨连两岸甚至于涉及第三地的生产、销售、运输假冒伪劣商品相关犯罪，未来可能更形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