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的决定


（2002年9月3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3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4号公布）



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款，作为第十九条第二款：“船舶或人员在海上严重违反本规定，如不及时控制涉案船舶，案件无法查处的，经设区的市公安边防机关批准可以扣押船舶。扣押船舶不得超过五日；案情复杂的，经省公安边防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五日。违法扣押船舶或未能妥善保管扣押的船舶造成船舶毁损、灭失和其他财产损失的，公安边防机关应依法予以赔偿。”

二、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有下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第三项、第四项行为之一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吊销出海船民证：

“（一）索要、私藏、买卖、传播带有危害国家安全内容的物品的；

“（二）在海上、码头、岙口强买强卖渔获物的；

“（三）非法拦截、强行靠登、冲撞或偷开他人船舶的；

“（四）非法扣押他人船舶、船上设施、船用物资、渔获物或船员生活用品的。”

三、删去第二十四条。

四、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公安边防机关依照本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主管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决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或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或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删去第三十五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浙江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

（1990年9月10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8月3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2年9月3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沿海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维护沿海边防治安秩序，保护船员（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海域内停泊、航行、作业的各类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公务船舶除外。

第三条 本省各级公安边防机关主管本辖区沿海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未设公安边防机关的地方，由公安机关负责沿海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

交通管理部门、渔政渔港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国家规定的职权，对从事客货运输的各类船舶和从事渔业生产、水产运输以及为渔业生产服务的各类船舶实施监督管理，并协助公安边防机关对上述船舶实施边防治安管理。

第四条 沿海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实行依靠群众、依法管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船舶边防治安管理

第五条 本省所属各类船舶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主管部门领取有关证书外，应向公安边防机关申办船舶户籍注册，领取出海船舶户口簿；其船员（民）应向公安边防机关申领出海船民证。

在本省所属各类船舶上作业的外来人员应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暂住证，由所在船舶负责人向公安边防机关申领出海船民证。

依照省有关规定不需要持有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的船舶和船员（民），可以不申领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依照省有关规定不宜发给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的，公安边防机关可以不发给。

第六条 公安边防机关发放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应简化手续，为申领人提供方便；申领人手续齐全、符合规定要求的，应及时发给。

第七条 出海船舶户口簿和出海船民证应妥善保管，不得涂改、伪造、冒用、出借。

第八条 各类船舶及其船员（民），应随船携带出海船舶户口簿和出海船民证，接受公安边防机关检查。

第九条 各类船舶及其船员（民），应按规定接受公安边防机关船舶户口和出海船民证年度审验。

第十条 领取船舶户口簿的船舶更新改造、买卖、出租、出借、转让、报废时，除按规定报经船舶主管部门批准外，应向公安边防机关办理船舶户口变更、注销手续；其船员（民）变动应向公安边防机关办理出海船民证变更、注销手续。

第十一条 各类船舶应按船舶主管部门的规定编刷船名船号，并在船舱内规定位置标明公安边防机关确定的船舶户籍统一编号。船名船号和船舶户籍统一编号不得擅自拆换、遮盖、涂改、伪造。

第十二条 各类船舶进出港口时，除按规定向船舶主管部门办理进出港签证外，应向公安边防机关办理进出港船舶户口登记，但下列情况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船舶主管部门实行定期签证或进出港签证的船舶进出港口的，免予办理船舶户口登记；

（二）渔业船舶进出船籍港的，按渔汛每年办理两次船舶户口登记；

（三）渔业船舶在渔汛期间进出非船籍港的，办理一次性船舶户口登记；

（四）在港区内活动的小型船舶，每年办理一次船舶户口登记。

第十三条 任何船舶或人员不得非法进入国家禁止进入的水域或岛屿。

第十四条 境内船舶不得擅自搭靠外国籍船舶、台湾船舶和香港、澳门地区的船舶。

境内船舶因海上事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搭靠外国籍船舶、台湾船舶和香港、澳门地区船舶的，事后除按规定向船舶主管部门报告外，应向公安边防机关报告并接受检查。

境内船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搭靠停泊在港口、锚地的外国籍船舶、台湾船舶和香港、澳门地区船舶进行贸易等活动的，除依法办理海关、税务等有关手续外，应向公安边防机关办理登船手续并接受检查。

第十五条 台湾船舶因避风、补给、修理或贸易等需要，可以到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接待港口、锚地停泊。任何船舶或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将台湾船舶引航到不接待台湾船舶的港口、锚地。

第十六条 任何船舶或人员不得非法拦截、扣押、强行靠登、冲撞或偷开他人船舶。

发生渔事、海事纠纷，应依法处理。任何一方不得非法扣押人质，不得非法扣押船上仪器、物品，不得斗殴。

第十七条 任何船舶或人员发现海上漂流的反动、淫秽物品、走私物品或间谍用品等，应及时报告公安边防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不得私藏、留用或擅自处理。

第十八条 任何船舶或人员不得进行抢劫、走私、贩毒、传播淫秽物品、偷渡、盗窃、赌博、卖淫嫖娼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九条 任何船舶或人员应服从公安边防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的管理，不得拒绝或妨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船舶或人员在海上严重违反本规定，如不及时控制涉案船舶，案件无法查处的，经设区的市公安边防机关批准可以扣押船舶。扣押船舶不得超过五日；案情复杂的，经省公安边防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五日。违法扣押船舶或未能妥善保管扣押的船舶造成船舶毁损、灭失和其他财产损失的，公安边防机关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 公安边防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必须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制式服装，佩戴执勤标志，并出示边防治安管理检查证。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第一项行为的，处警告或五十元罚款；有第二项、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有第四项至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第七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规定随船携带出海船民证的；

（二）不按规定申领出海船民证、申办出海船民证变更、注销手续或不按规定接受出海船民证年度审验的；

（三）不按规定随船携带出海船舶户口簿的；

（四）不按规定申领出海船舶户口簿、申办出海船舶户口变更、注销手续或不按规定接受出海船舶户口年度审验的；

（五）船舶进出港口不按规定办理船舶户口登记的；

（六）不按规定编刷船名船号或标明船舶户籍统一编号的；

（七）擅自拆换、遮盖、涂改、伪造船名船号或船舶户籍统一编号的；

（八）涂改、伪造、冒用、出借出海船舶户口簿或出海船民证的。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非法进入国家禁止进入的水域或岛屿的；

（二）擅自搭靠外国籍船舶、台湾船舶和香港、澳门地区船舶的；

（三）因海上事故按规定搭靠外国籍船舶、台湾船舶和香港、澳门地区船舶后，不及时向公安边防机关报告的；

（四）未经许可将台湾船舶引航到不接待台湾船舶的港口、锚地的；

（五）发现海上漂流的反动、淫秽物品、走私物品或间谍用品等，私藏、留用或擅自处理的。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第三项、第四项行为之一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吊销出海船民证：

（一）索要、私藏、买卖、传播带有危害国家安全内容的物品的；

（二）在海上、码头、岙口强买强卖渔获物的；

（三）非法拦截、强行靠登、冲撞或偷开他人船舶的；

（四）非法扣押他人船舶、船上设施、船用物资、渔获物或船员生活用品的。

第二十四条 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没收船舶，并可处船价二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有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行为之一，屡教不改的，可以没收违法者所有的用于违法活动的船舶。

第二十六条 对于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所列违法行为，除按规定处罚并没收违禁物品和非法所得外，还应责成当场纠正；当场无法纠正的，应责成限期纠正。在指定的纠正期限内，不受重复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的处罚权限如下：

（一）警告、罚款五百元以下的，由公安边防派出所、公安边防巡逻艇裁决；

（二）罚款三千元以下、吊销出海船民证的，由县（市、区）公安边防机关或相当于县级的公安边防机关裁决；

（三）罚款超过三千元的，由设区的市公安边防机关裁决；

（四）没收船舶的，由设区的市公安边防机关裁决，报经省公安边防机关批准。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公安边防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场收缴罚款。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公安边防机关依照本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主管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决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或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或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的，公安边防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应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时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毒品、淫秽物品的；

（二）参与或帮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的；

（三）哄抢、盗窃、抢夺、抢劫渔获物、渔用物资及其他公私财物的；

（四）斗殴或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五）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六）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

第三十一条 公安边防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现船舶或人员有违反海上交通管理、渔政管理等行为的，有权予以制止，并移交或通知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公安边防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严格执行本规定，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省海域内外国籍船舶、台湾船舶和香港、澳门地区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