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中小学校安全条例


（2011年5月2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11年8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中小学校学生的人身安全，规范学校安全管理，预防和处理学校安全事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安全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中小学校是指普通中小学校、特殊教育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称学校）。

　　本条例所称学校安全是指学校校园、学校周边以及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的安全。

　　第三条　学校安全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属地管理、社会参与、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职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安全工作，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并将学校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核内容，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保障学校安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按照本条例关于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管理职责的规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学校安全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负责辖区内的学校安全工作。

　　第五条　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以下称教育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安全工作，应当设立或者明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指导、监督学校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协调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中等职业学校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所属学校的安全工作。

　　公安、卫生、食品药品监管、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新闻出版、城管、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环境保护、规划、土地、房管、水务、司法行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学校安全相关工作。

　　第六条　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对学生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学生应当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自觉接受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学校可以组织成立学生家长委员会，监督、协助学校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维护学生的人身安全，支持政府和学校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第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学校举办者应当依法保障学校安全所需经费。

　　学校不得以保障安全为由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学校周边安全


　　第九条　生产、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者其他危险品以及设置高压设施设备的，应当按照国家或者本省、市规定与学校保持安全距离并符合安全规范。

　　学校周边废水、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物质等污染物的排放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市规定的标准。

　　第十条　规划、土地、水务部门应当定期检查学校周边山体、水流状况，发现影响学校建（构）筑物、活动场所、通道等使用安全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禁止使用、通行或者设置防护设施的通知。有关部门或者学校应当按照通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公安机关应当在禁止游泳区域设置禁止游泳标志。水务部门应当督促有关单位对江河湖泊的岸线、堤防进行安全巡查和加强日常管理，在其他易发生学生溺水地段的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对学校周边在建工程安全进行监督管理，发现安全隐患，依法及时督促建设单位予以整改。

　　城管部门负责学校周边市政道路的维护管理。

　　燃气、电力、通信、供水排水等设置有地下管网检修井口的单位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学校周边地下管网、井盖的巡查、检修和安全防范工作，相关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学校周边的治安、交通巡逻，在学校周边设置学校标志牌和相应的交通标志标线。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或者人行横道信号灯。

　　学校位于交通事故易发路段或者交通繁忙路段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时段安排警力，维护学校出入口道路交通秩序。

　　第十二条　文化部门应当依法禁止在学校周边二百米范围内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第十三条　新闻出版、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卫生、城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学校周边有关经营场所和流动商贩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出售非法出版物、假冒伪劣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无证经营、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

　　第十四条　学校或者教育部门发现学校周边存在危害学生人身安全的情形或者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并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消除安全隐患。


第三章　校园和校外活动安全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建立下列安全工作制度：

　　（一）安全教育、宣传、检查制度；

　　（二）安全保卫制度；

　　（三）突发事件及其他安全事故的报告、应急处理制度；

　　（四）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建（构）筑物安全管理制度；

　　（五）食品、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制度；

　　（六）药品、危险品、实验室物品安全管理制度；

　　（七）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应急处理制度；

　　（八）消防和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九）校外活动安全管理制度；

　　（十）其他安全工作制度。

　　为学生提供住宿的学校，应当制定住宿安全制度。

　　成立了家长委员会的学校，应当制定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安全管理的制度。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按照规定设立安全保卫机构或者配备相应的安全保卫人员。

　　学校安全保卫机构或者安全保卫人员应当落实学校安全保卫制度，维护学校治安秩序，预防和制止侵害学生、教职员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应当与学校建立定期联系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内部治安防范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学校治安隐患，依法处理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侵害学生、教职员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为学校提供安全保卫服务的单位和人员应当符合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

　　第十七条　学校教职员工有下列维护学校安全的职责：

　　（一）发现学生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及时制止并向学校报告；

　　（二）发现学生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有毒物品、管制刀具和其他危险物品的，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并向学校和公安机关报告；

　　（三）发现其他危及学生、教职员工安全的行为或者安全隐患的，及时制止并向学校报告。

　　第十八条　学校教职员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不得擅离岗位，不得有侮辱、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伤害学生的行为。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学校门口安装安全视频设施，并实施联网监控。

　　学校应当在校内安装安全视频设施，有条件的，与公安机关实施联网监控。

　　市教育部门应当制定具体办法，指导学校安装、使用校内安全视频设施。

　　第二十条　建设校舍及校内其他建（构）筑物，应当符合工程建设管理规定，未通过验收和备案的，不得投入使用。

　　学校应当定期对校舍及校内其他建（构）筑物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维修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或者设置警示标志；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停止使用并及时报告其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学校应当按照消防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消防设施和器材并定期检验、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学校应当在教室、走道、楼梯口等易发生危险的地方，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牌、指示牌和应急照明装置等防护设施。安全出口、通道应当保持畅通，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疏散人群，避免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在容易发生拥挤的通道和时段，学校应当安排专人引导学生有序通过。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指导学校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督促学校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每学期对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并记录检查、维护情况。

　　学校购买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应当具备相关质量安全合格证明。学校的特种设备、特殊训练场地、器械等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并建立专项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学校配置、使用和管理校车，应当符合《湖北省校车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保障学生乘坐安全。

　　第二十四条　教育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教学所用的辐射材料、化学药品、生物制剂、器具和有毒有害废弃物制定管理技术规范，指导学校制定安全管理制度。

　　学校对教学所用的辐射材料、化学药品、生物制剂、器具等应当标注明显标识，存放于安全地点，指定专人保管。对产生的有毒有害废弃物实行统一收集、分类贮存，并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运输、处置。

　　除法定情形外，不得将非教学所需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或者动物以及受治安管制的枪支、器具（刀具）带进学校。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合法经营者生产、销售的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饮用水、药品和用品。

　　校内设立的食堂、商店等经营场所应当依法办理相关证照，销售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饮用水和用品。食堂从业人员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卫生专业人员或者保健教师、医疗用品。

　　学校发现传染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立即作出相应处理，并向学校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学校采取疾病控制措施时，学校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七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学实验、军事训练、公益劳动或者社会实践等教育教学活动，应当事先告知学生操作规程和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指导学生安全操作，确保学生安全。

　　学校应当将教学实验安全操作规程张贴在实验室显著位置，教学实验安全操作规程由市教育部门统一制定。

　　第二十八条　学校组织文艺、体育、庆典等大型活动，应当申明纪律，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明确规定进出活动场所的顺序，并指派专人维持秩序。

　　第二十九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应当制定安全预案，配备救护医疗用品，安排相应人员进行全程陪护和管理。

　　学校组织大型集体外出活动，应当按照规定报学校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并提前书面告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学校出入口道路交通秩序。

　　第三十条　学生应当到校而未到校或者参加校外活动未按时到达指定集合地点的，学校应当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监护人应当进行相应处理，并向学校反馈情况。

　　学生需要提前离校或者离开校外活动队伍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经监护人、班主任或者其他学校指定人员的同意。

　　第三十一条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实行学生定期健康体检制度。

　　学生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或者其他异常生理、心理情况的，应当如实告知学校；学校应当给予关注和照顾，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依法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

　　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现学生生理、心理异常或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处理并通知学生监护人。

　　第三十二条　对经医疗机构确认患有疾病，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教职员工，学校应当采取离岗治疗、调整工作岗位等必要措施。


第四章　安全教育和事故处置


　　第三十三条　教育部门应当将安全教育列入教育教学计划，指导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交通、消防、食品安全、溺水预防、疾病预防控制、避灾避险等。

　　第三十四条　学校应当按照安全教育计划的要求，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和认知水平，有针对性地集中开展安全防范和安全保护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第三十五条　学校和学生监护人应当相互配合，加强对学生的精神卫生教育，帮助学生克服心理压力和障碍，防止自伤、自残、他伤事故的发生。

　　学校应当按照规定设立心理咨询室或者配备专（兼）职心理咨询辅导员，开展学生精神卫生咨询辅导。

　　第三十六条　市教育部门应当建立统一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学校应当按照统一应急处置机制，制定火灾、地震、气象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按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每学期应当开展紧急疏散演练和人身安全防范技能演练。

　　第三十七条　发生突发事件，学校应当立即组织学生避险自救，并按照应急预案实施停课、疏散、抢险、救助、善后处理等措施。

　　发生突发事件，学校教职员工应当优先救护学生。

　　第三十八条　发生突发事件，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害学生，通知学生监护人，并及时向学校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属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学校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学校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指导学校进行应急处置，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三十九条　发生学校安全事故，学校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情形严重的，由学校所在地区人民政府组织教育及其他相关部门、学校、保险机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委托的代理人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成立了家长委员会的学校，家长委员会应当推选代表参加调查。

　　调查组应当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并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调查报告。依法需要检验、检疫、鉴定或者侦查等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第四十条　学生在学校或者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受到人身损害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认定责任。

　　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指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所规定的职责。

　　第四十一条　学生人身损害事故的赔偿，学校、学生的监护人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自行协商；

　　（二）向学校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三）向学校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申请调解；

　　（四）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二条　学校、学生的监护人自愿申请调解的，学校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调解工作；必要时可适当延长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在学生人身损害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侮辱、殴打、恐吓、扣留教职员工、学生及其监护人或者事故处理人员；

　　（二）侵占、损毁学校建筑和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及其他财产；

　　（三）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

　　（四）其他妨碍、影响事故调查处理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学校应当为学生办理人身伤害保险，所需经费纳入教育经费预算予以保障。

　　提倡学生监护人自愿为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学校应当为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提供便利。学校主管部门、学校及教职员工不得从中谋取利益。

　　第四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学生人身损害赔偿事故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不得向学生筹集。具体办法，由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责任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未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职责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学校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由学校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重大或者特大伤亡事故的，学校法定代表人、学校安全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学校管理事务；对政府举办的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学校安全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校教职员工有侮辱、体罚、变相体罚等伤害学生行为的，或者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由学校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侮辱、殴打学生、教职员工，干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造成学校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所称学校周边,是指国家和本省、市规定的应当与学校保持安全距离的区域，没有规定的，指距离学校红线二百米以内的区域。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民与法官：“委托与代理”关系

龙城飞将


　　一旦法律的执行转移给专门的官员，司法真正地独立了，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独立后的司法机构能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平”产品？能不能生产出真正的“正义”？当他们向社会提供了“负公平”和“负正义”时，社会应当怎么办？如何保证这些官员的活动是为了受害者的利益？在法律专业团体的目的与社会公众利益不同时如何保证他们在裁决时坚持社会公众的利益优先？

　　在非常简单的熟人社会中，根据人们的生活背景和习俗，那些“中间人”，“裁断者”，或者，如果能称之为“法官”的话，尽管他们的诉讼程序十分简单，没有固定的诉讼法，他们总是容易从公理和习惯法出发，从对彼此生活条件、习性的了解中很快地找到事实的真相。

　　但在分工发达，人员高度密集，人们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法官并未经历引发争执的事件，也不在当事所处的环境与氛围中，他如何能够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

　　换句话说，现在的问题是，假定法院和法官已经争取到自己的独立权利，例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如何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信息经济学上的“代理问题” 。

　　2003年7月13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深圳，有一个人是公司的经理，主管工程，他召集几个包工头，即国外通常所言之工程承包商，让他们伪造证据，召集一批人作为原先自己公司的员工，与自己所在的公司进行劳动纠纷诉讼，索要公司“拖欠的工资”150多万元，导致本公司败诉。这些“员工”胜诉后拿到钱后又转给了他本人。后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报案进行刑事侦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来，法院判决他负刑事责任，同时没收他已经拿到的黑钱。

　　发生在2001年广东省肇庆四会的一个案件也同样发人深省。一个人诉另一个人欠款，有书面的证据。被诉的人答辩说，自己是被胁迫之下写的欠条。法官让被诉人就被胁迫举证，被诉人做不到。因为胁迫的一方不可能写一张字条向法庭证明自己是胁迫另一方的，所以被诉人不可能举出被胁迫的证据。我们的证据规则是，证据要让对方承认，谁见到承认自己胁迫别人的？结果，法官判决被诉人败诉，而被诉人感到委曲，难以承受这个判决。案件进入执行阶段，被告一对老夫妇在法院门口喝农药自杀。后来公安机关介入，经过侦察，发现事实的真相确实是被胁迫。 随后，审判这宗案件的法官莫兆军被捕，涉嫌罪名是玩忽职守。

　　《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此前往被捕莫兆军工作单位四会法院和主办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案的四会检察院采访，双方意见泾渭分明、截然相反。四会法院一负责人认为，法官判案看的是事实，依照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张氏夫妇败诉完全是因为证据不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莫兆军法官当时依照双方举证下判，行为是不构成违法的。而且该案是否错案仍未有结论，上级法院对此至今没有定论。

　　四会检察院一负责人认为，莫兆军在办理该案过程中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已多次强调借条是受胁迫写的，但莫对此没有充分重视，并不进行全面调查，而且不将审判情况向领导汇报，导致错误判案，令张氏夫妇因感冤屈而自杀 。

　　也许，法官是由于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得不这样做，也许关于法官管理的一些内部规定冲淡了法律在此对法官裁决行为的要求，总之，法官在表面上是依据诉讼法，或者关于法的解释，或者关于法官管理的内部规定做的。

　　从法的精神和法所要维护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可能说法官的做法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但是，从法官管理的内部的实际的运作机制来说，他又是对的，他是按照与他最近的一级的文件或官僚的指示和要求这样做的。所以，法官的体制不可能把他的判决作为错案，虽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知道这是冤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他自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要彻底地查明事实真相，可能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如，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或者自己力不能及。

　　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主要目的都是查明事实，而不是想让社会上多一些上面列举的“冤案”。但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却是十分容易使得这一类案件实际上不太容易查明事实。具体说来，在上面这两类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因素使得真正的案情最终水落石出的话，事实真相就被永久地掩埋了。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有法官和律师这样解释，“我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但是证据所能证明只能是那样的，所以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判决”。有时候，他们还用“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这句习惯用语来为上述的判决做解释。

　　诚然，我们可以承认，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但不能说这两者没有关系。在案件中，真实的事实已经发生过了，不能重演，人们只能根据证据来“再现”当时的情景，来表现真实的事实，所以，这两者的关系，是哲学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真实的事实是绝对真理，法律的事实是依据证据证明的真实事实，是真实事实的再现是相对的，因而是相对真理。搜集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就是要使分散的证据串起来，证明当时绝对发生的事件。所以，真实事实与法律事实不可以绝对地分离，割裂。

　　同样，我们应当承认，真正疑难的案件是少数，大量的是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案件。一般来说，法官面临的案件分为两类：一般性简单案件和特殊性的复杂案件。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法官投入到这些案件上的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的专业训练即可以从事的工作，复杂劳动则需要较高的技能和知识，以及经验。复杂劳动可以折合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古时候的中国，行政官僚集侦查、检察和审判职能于一身，他们在并非十分专业，绝对没有今天刑侦技术高明的情况下尚能办理普通的案件，有时甚至能够解决复杂的案件，比如黑包公和狄仁杰。相形之下，如果使得某一类案件长期不得依照事实与法律判决，如果法官和律师明明知道又长期使得法庭认定的事实远离真实的事实，未免难以向社会作交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