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号


《海南省信息化条例》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9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5日



海南省信息化条例

（2013年9月25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促进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技术推广、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信息化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深化应用、务求实效、保障安全的原则。



社会公众平等享有获取和利用公共信息资源的权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和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财力逐年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信息化的规划、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家安全、公安等有关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信息化相关工作。



第六条 具备条件的国家机关应当推行信息主管制度，设立由单位负责人兼任的首席信息主管，统筹负责本行政区域或本部门信息化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对本行政区域各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进行考核。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全省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定期发布评价报告。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信息化研究和创新、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强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普及，发展信息技术职业教育，普及中小学校信息技术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开展信息化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信息化发展规划，组织编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省城乡总体规划。



省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部门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信息化建设应当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相关规范。



本省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由省标准化、信息化等主管部门依法制定。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运营商在基站用房、用地、管线敷设等方面提供便利。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符合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实行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第十二条 建筑物内的信息管线和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中，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和验收，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建筑物驻地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对所有电信、广播电视业务经营者和其他驻地网建设方开放，实行平等接入、公平竞争。



第十三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信息化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投资信息化工程项目应当依法给予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扶持。



鼓励国家机关根据需要，采取外包、政府采购等方式从市场获得高质量、低成本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



第十四条 社会投资的信息化工程除国家规定实行核准的项目外，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的信息化工程（以下简称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涉及信息安全和涉密系统的建设项目，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征求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经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的信息化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批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投资概算和其他控制指标进行设计，不得擅自改变。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建设单位在招标前应当将招标文件送项目审批部门备案。招标文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不按照批复的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编制的，应当及时改正，并重新报送备案。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应当按照规定实行监理制。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由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建设单位申请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信息化工程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承揽信息化工程的单位对信息化工程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信息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和服务等业务，应当由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三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技术推广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



国家机关应当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设电子政务工程，不得新建专用网络。非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务信息化业务系统应当建设在省政务外网平台上。国家和本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家机关应当依托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在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立电子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国家机关内部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省人民政府应当利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集中建设和完善地理、人口、法人等基础数据库，以及工商、税收、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质监等业务数据库。



国家机关应当准确、完整、无偿、及时地向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提供本部门、本单位的相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应当按照谁采集、谁更新、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资源采集工作，不得重复采集，多头采集。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集信息，应当征得被采集人同意，说明用途，并在该用途范围内使用所采集的信息。



单位和个人采集利用信息，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自动监控、应急等信息系统建设，提升重点污染源的监管能力。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推进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信息服务。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旅游基础信息资源标准数据规范与共享机制，鼓励智能终端、物联网、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在旅游各环节的应用服务，提升旅游管理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供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市场信息、农村金融等服务。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监督管理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信息业务网和海洋环境与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信息技术在我省海洋渔业生产、海洋测绘、海域监视等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提升海洋产业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地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完善推广应用体系，实行引进推广应用先进成果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动信息技术在设计研发、生产装备、生产过程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支持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和完善安全、信用、金融、物流和标准等支撑体系，引导电子商务平台向提供涵盖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全流程服务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建设和应用。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信息便民服务设施建设，整合各类资源和业务，构建统一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集成电路卡推广应用的指导，推进集成电路卡在交通、医疗、社会保障、金融等领域的一卡多用。




第四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适时调整信息产业政策，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构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并根据实际需要，对信息产业重点项目给予扶持。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信息产业发展目录，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投入。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信息产业投融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信息产业。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产业化、市场化运作，拓宽投融资渠道。



第三十三条 具备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信息产业园区建设，加大对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引导产业整合，实现集群发展。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鼓励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第五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政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制度，提高政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防御能力和处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主管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单位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并进行相应的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信息安全系统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具有安全销售许可的信息安全产品，并与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七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测评。



核设施、航空航天、油气管网、电力系统等重要领域的工业控制系统应当定期开展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具体办法由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八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确定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安全教育，保障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公共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按照规定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体系建设，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应用统一的公务员数字证书和公众服务数字证书，为网络身份认证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电话、互联网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情况、信息化工程建设情况、信息化标准执行情况、信息服务市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依法查处破坏信息基础设施、危害信息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信息系统国家安全工作，依法查处利用网络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



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公共基础信息网络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对本系统公共服务机构的公共信息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加强政务信息资产的管理，建立信息资产使用评估制度，促进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的审计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不承担建筑物内的信息管线、配线设施或者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信息管道的建设费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该项建设所需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承揽或者冒用其他取得资质单位名义承揽信息化工程，或者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信息化工程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其中，电信网、互联网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未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由电信管理机构按照本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工程未经审批开工建设的；



（二）信息化工程项目擅自改变经审批的控制指标进行设计的；



（三）信息化工程项目招标文件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



（四）信息化工程项目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本条例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李 强)


论文提要：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造成理论派和务实派之间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文章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意在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抛砖引玉作用。
以下正文：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 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④　
二、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
既然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应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期限应为一般诉讼时效，即二年。但是，对于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则不能简单按照有效合同进行确定。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一般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无效合同则应当根据请求确认的主体不同而不同。
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确认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或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处理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国家干预。对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取确认合同无效，必然是在订立无效合同后，合同当事人认为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这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是把无效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其提起诉讼或仲裁完全是按有效合同进行，即在合同履行届满后两年内提起，这时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会涉及需要确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因此，对此种情形不再累述。
对于另一种情形，根据请求确认无效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一)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法律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从订立合同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其理由为：
1、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订立时计算，对合同履行期限超过两年的，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两年后履行期限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因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支持，那么，合同当事人还得按无效合同继续履行，这样就真的会出现不合法的合同变成合法的合同的情形。
2、按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阶段不同，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正在履行中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合同无效。前两种情形的出现，其前提应该是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没有侵害一方当事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涉及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而第三种情形，即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否符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既然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应当对所订立合同负责，完全负有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义务，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在履行中或在履行完毕时就应当知道合同是否有效或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与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致，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能起到规范当事人合同行为的作用，还是一种对订立无效合同的惩罚。
(二)、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因无效合同致使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其他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必然是基于其利益遭受损害，而这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完全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即从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再予以保护。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导致无效合同的确认，即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情形只要来自于国家干预，由于无效合同侵害的是国家财产，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规定，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有三类：一是合同当事人；二是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三是国家。
(一)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后的请求权。
这里所指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应当仅为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没有作出相应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处理，合同当事人在事后请求对方返还或赔偿。对于此类情形，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就知道其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
(二)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
前面已述，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类情形的请求权一般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一并主张。这里所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指确认合同无效不是由集体或者第三人提起的情形，而此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集体或者第三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三)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的情形，由于是实行强制干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就应当一并将当事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形不再涉及请求权的问题。